壹嘉出版社新书《滹沱河》：作者温雅娟用三年时间把父亲的历史，写成的一部好看、生动而且具有文学味道的纪实性小说。她根据与父亲的多次谈话及父亲的笔记，以细腻动人的文学笔触，替父亲完成了记录一生经历的心愿。
【编者按】
把自己父辈的故事写出来，按历史的脉络娓娓道来，让家族的历史栩栩如生地在眼前重新演过一遍。这大概是每一个人的曾经的梦想。但是很少人能够真正地将其实现。《滹沱河》这本书的作者温雅娟从来没写过文学作品，她从事的工作与文学无关。但她却替父亲完成了最后的心愿。
温雅娟最近在壹嘉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滹沱河》，是一部纪实性小说。她用了三年的时间把父亲的历史，写成一部好看、生动而且具有文学味道的纪实性小说。她根据与父亲的多次谈话及父亲的笔记，以细腻动人的文学笔触，替父亲完成了记录一生经历的心愿。传主温象桓出身于山西滹沱河畔宏道镇一个富裕乡绅家庭，他独立思考、正直敢言的品性终究给他带来厄运：年纪轻轻的他被打成右派。他的命运随着一次次运动起起落落，书中记下了他的挣扎与痛苦，也记下了他的困惑与思考。
温雅娟生于包头，曾任大学教师，外企财务总监等若干年；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之后，任专业税务师。这是她第一次尝试写作，出手不凡。优雅的文字，充满张力的叙述，冷静的思考和批评，使本书受到好评，引人入胜。传主备受磨难、剧烈动荡的一生，也正是那个时代众多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
《滹沱河》创作谈
文 | 温雅娟
《滹沱河》是我的第一次文学创作，几天前经壹嘉出版社出版在北美上市，在亚马逊网站上公开发售。在出版推介文稿上，摘选了书中一个片段，即主人公坎坷的人生中难得一见的甜蜜和欢娱。文摘发出后，引起了一些赞誉和褒奖，即便是文稿中删减了部分纯文学的描述文字，她们依然看到了文中“我”独特强烈的感受力和表达力，这让我欣喜不已。有人鼓励我写一篇创作谈，谈谈以第一人称写传记的感受。
我是第一次文学写作，困难很多，一是文学功底和素养乏善可陈，二是文学书籍读得不多，可供参考的范例更是寥寥。当然也有好处，那便是条条框框少，压力便少。怎么写，全凭自己的感受。
从第一次听到父亲的自述，我便把他的人生故事放到了历史和家国的大环境下。父亲超凡的记忆力和阅尽沧桑历练的坦荡和豁达，让我生出“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的缺憾。如何生动再现父亲的故事，并客观真实地反映他所经历的时代，便成了我心中久久萦绕的一桩心事。基于对父亲深深的理解和敬爱，基于今天对上个世纪的回望，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弥补这个缺憾，让父亲这个角色和他的故事随书而至，生动、丰满地走进读者心中，带领读者身临其境感受从那长长的风云际会的五十年。
2018年初秋，父亲已近八十五岁高龄，已是一个笑容可掬、充满爱心的平凡老头。我跨越千山万水回到父亲身边，父亲忙着亲手下厨，制作了我最爱吃的黄米油炸糕和红烧肉大烩菜。我还像小时候那样懒洋洋地看着他忙碌，调侃打趣地问他：“爸，你那时是啥心情？”父亲略显尴尬，笑得有些拘谨，说：“我在你面前一点隐私也没有了。”
我和父亲的谈话跟普通的父女之间的聊天一样。我们沏一壶茶，备几样水果零食，从日常生活聊起，手边放着用于录音的iPad，一聊就是一个小时，直到他累了，去阳台吸口烟放松一下。聊天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对于一个心性开朗豁达的人，谈笑风生中就可以把所有的苦难轻轻带过，并未因我的哽咽和眼泪而中断。十几天过去了，我结束了假期探望，也结束了面对面的访谈。我们约好，借助现代视听技术的便利，刚刚开了个好头的谈话可以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随时随地继续深入下去。
我继续着不停歇的旅行，去瑞士爬雪山赏野花，去西藏探秘人迹罕至的高山湖泊。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常常一个人戴上耳机，静静地回到与父亲共处的时光中。一天两天，我不再是一个听故事的人，我一点点走进了故事当中，走进了他隐秘的内心世界，欢乐的和忧伤的，勇敢的和懦弱的，自信的和无助的……我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他的故事而不能自拔，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他，感同身受他曾经历过的一切。于是，我下决心以第一人称方式写他，让他的故事因此而更加真实生动。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基于对他的人生故事的全面熟知，我开启了第二轮访谈。这一轮，谈话的主体不是他而是我，一个以第一人称自居的“讲述者”。跟他事先约好视频通话时间，按我准备好的提纲进行采访。我想了解的不只是事件表面的动态，而是事件发生时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思想动态。这是一条暗藏在故事背后的线索，它清晰与否直接关系到故事的意义延伸去向，故事也会因此更加打动人心。
在书中，主人公的父亲这个角色若隐若现，在各个时期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主人公的的生活和命运。幼年时，“父亲”短暂的生命像流星一样闪耀着划过天际；随着年龄渐长，“父亲”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在“我”心中日渐清晰，让“我”一方面懂得了他缘何离“我”而去，并使“我”对他献身的事业充满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在心底渴望父爱的庇护和指引。如何表达一个孩子对父亲如此深厚复杂的情感？文中借用一件“父亲”的遗物，在特殊的场景下，以生命安危做代价，把“我”倔强执着的心理活动和对“父亲”催人泪下的感情烘托出来。
一个十四岁的少年，遭遇敌军抓捕，幸运地捡了条命回来，被释放后不是急着尽快躲开危险，而是找敌人索要“父亲”的遗物皮袄。文字简简单单，像孩子一样简单直白：“这是父亲的遗物，我一定要争取要回来。”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又一次向山顶冲去，完全没有理会这样做是不是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更不要说饥饿和寒冷了。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保住父亲的遗物，一定要！”
当“我”重新穿上失而复得的皮袄时，文中写道：“皮袄沉沉地压着我瘦削的肩头，好像是父亲在给我结结实实的保护。我跑着跑着，眼泪开始不停地流，就像一个受尽委屈和惊吓的孩子，用眼泪在和父亲诉说。” 写到这里我的眼泪早已流成了河。
王安忆曾说，写作这件事，本就是掏心掏肺。我根本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写着写着就泪眼滂沱，有多少次读着自己写出的文字便泣不成声，又有多少次沉着一张忧郁的面孔走进现实生活，让身边的亲人朋友担忧我成为张纯如第二。想写出感人至深的好文章，没有超过常人的细腻敏感，没有对事物超乎寻常的强烈的感受力，是根本做不到的。
父亲谈到他在24岁时被打成右派，只用了四个字描述他的心情：心如死灰。后来他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他暑假回故乡时路过省城太原，在街头被算命先生叫住，开门见山问他一句话：“这个小兄弟，你是不是最近有大难？” 这就是后来“右派”刻在我心中的印象，他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受迫害的群体，他们的群体特征是极度压抑的表情和哀伤惶恐的眼神，在人群中具有极高的辨识度。这是多么令人心酸！
在动笔书写“年轻的右派（之二）”前，我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酝酿情绪，让自己也同样带着一颗死灰般冰冷的心踏上祖祖辈辈绝地重生的走西口之路。老艺术家朱逢博演唱的那首著名的民歌《走西口》在反反复复单曲循环，极具穿透力的歌声甜美、哀婉、如泣如诉、荡气回肠。听着听着，我的眼前似乎呈现出绵延不尽的漫漫沙丘，走西口的汉子们脸上写满悲怆，黝黑的额头上沁着汗，心里滴着血。我泪眼朦胧地看向他们，也体验着自己的父亲带着无形的镣铐走入绝境的无望，并陪着他一起磨砺着心中那份坚毅和刚强。我在心里默默地安慰着书中的“我”：“人在绝境只要不死，你就必然重生。”我把这句话也一并送给了书中的“我”，仿佛看着他真的得到一丝安慰，我的心绪才渐渐平复下来。我埋头书写了一天又一天，案前的文稿一寸一寸地堆积起来，记录着我一步步走进历史的脚印。
我的案头前还有另外一摞书稿，五花八门，是我对每一段历史的研究和参考资料。我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把文学写作拓展开来，使之成为我对历史的解读和认知。
完成了这一切，我给这本书定位为“纪实小说“，故事完全真实，是传记，但写作手法却是小说。它突破了传统传记较少考虑读者趣味和心理感受的缺点，只一味地如实叙述，小说的写法呈现的则是灵动活泼的场景、故事情节的连贯和人物塑造的丰富生动。故事好听，才能牢牢抓住读者的心，写作才算成功，书才能流传下去，精神才能传承——这是父亲的初衷，也是我最终追求的目标。我不止一次对自己的孩子说，这本书是我留给他们及后代的精神财富，也许他们现在不愿意读，或者干脆读不懂其中的含义，但我相信未来某一天，他们终将会明白我的赤诚，终会在我逝去后捧着这本书一遍一遍读，恰似与我一次一次地对话。
回到王安忆的另外一句话：写作一方面是揭开伤疤，另一方面又是在救赎。“揭开伤疤”，你得有智慧，更得有勇气，所以你活得既要通透，更要无所畏惧，心地坦荡。我的父亲即活出了这般境界，让尘世的喧嚣在尘埃落定之后，生命的甘泉更加清澈滋润。
我抱定“历史是过去和现在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的心态，思索着该如何看待评价书中涉及的每一次政治历史事件，思索着个人、群体和国家的遭遇和命运。我理解，这些思考，才是所谓的救赎，也是父亲最殷切的期望。我对父亲的访谈到此为止，在第三轮的探讨互动中圆满结束，也完成了我对父亲更深层次的理解。在书中，如果你看到了理性和智慧的光芒，它即得益于此。
疫情三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天赐良机，我停下了旅行的脚步，隔着太平洋、隔着八小时时差，陪伴父亲一路跋山涉水重走一遍人生之路。他收获了我潜心三年奉上的呕心沥血之作，实现了他的毕生夙愿；我则收获了文学写作的果实，使我的人生迈上一个从未登上的台阶。
《滹沱河》第十二章 执子之手（节选）
文 | 温雅娟
（一）缘起缘落
摘掉右派帽子对我是一个心理压力的巨大释放，它意味着我重新成为一个普通人，可以过不受歧视的正常人的生活。环顾四周，跟我一样的单身汉陆陆续续成双成对谈起了恋爱，和平楼一楼也一间一间被年轻的小夫妻侵蚀占据，锅碗瓢勺交响曲伴着氤氲的烟火气升腾在筒子楼的走廊里，撩拨着我的心。对家的渴望、对爱情的向往成了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惆怅。
女学生中有几双热切的眼睛，但我没有勇气去迎接，师道尊严让我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非分之举。还是回老家找一个姑娘吧，乡里乡亲的，老话不是说亲不亲故乡人嘛。我虽然已经在外求学工作多年，但是一提起故乡，仿佛周身的血液开始流动起来，给冰冷麻木的心注入一股苏醒的力量，灰暗的世界中又有了庄稼地里的油油绿色和滹沱河的咆哮奔腾。亲切的乡音、温暖的问候、可口的饭菜香味在梦中远远地向我招手，呼唤游子归来。
1961年春节前夕，刚一放寒假，我就迫不及待地奔向故乡，一秒钟都没有耽搁。为了赶上第二天凌晨的火车，我和邸铁敖、王计牛三人作伴，半夜就步行出发直奔沼潭车站。黑漆漆的夜里，肚子里空空如也，身上只有一套初来包头时量身定制的棉袄棉裤，配上一双棉鞋和棉帽，无论裹得怎样紧，走得怎样气喘吁吁，都不足以抵抗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十多公里的距离，为了抄近路，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冻得硬梆梆的田埂上，旷野的风从四面八方刮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往骨头缝里钻，比刀子割还要疼。幸好是三个人互相拉着，否则不一定被刮到哪里去了。人在冻透之后开始失温，身体变得麻木，失去一切肢体感觉；再后来，除了大脑还有往前走的意识之外，身体竟然感觉在发热发胀，没有任何知觉地不停地抖动。
终于赶上了火车，坐在温暖的车厢里许久，身体的感觉才一点点恢复，被冻伤的痛又像刀子一样割了回来，耳朵硬得像个铁壳，却在一滴一滴顺着耳垂往下滴着黄黄的液体。钻心的疼痛告诉我耳朵冻伤不轻，但我不敢碰它，因为听说冻伤的耳朵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那岂不是更大的灾难？
从昨天晚上出发前吃了几个煮土豆，到冻僵，再到体温恢复，十几个小时过去了，人已经快要虚脱，但我们手里没有一星半点可以吃的东西，火车上也没有食物售卖。在这个饥荒的年代，食物是如此匮乏，如此罕有，也是如此霸道，当它不能占据你的肠胃时，它就会霸占其他地方——你的头脑，你的心情，和你的一切思想意识。
火车慢吞吞地行驶了一天一夜之后，终于抵达了省城太原。三十多个小时未曾进食的我虚弱无力地走出站台，在火车站广场买到热乎乎的发糕塞进嘴里。太原的冷比起包头来就是小巫见大巫，肚子里塞进食物后，周身生出些许温暖和力气。我环望四周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流，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五、六年前那个夏日，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场景，可怜的云仙在这里望穿秋水空等了我一天。现在我站在这里，她却在哪里？她还好吗？这个深情的姑娘，与她错过一场约会，也许就预示着错失一生的姻缘，今天的我才会站在这里想起她，想起那些让我愧疚和伤痛的往事。
半年前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个聂姓姑娘，她在太原卫校读书，现在是山大二院的一名实习护士，我来太原是专程见她的。
聂姑娘比我小六岁，生得美丽端庄。她的外祖母家就在宏道西街，与我是近邻。我们去年夏天在宏道见过一面，半年来互有书信往来，她还寄过粮票给我。虽是农村出身的孩子，但这样的个人条件，如果肯嫁我，我也是没什么可以挑剔的。
这场约会谈得像白开水一样。聂姑娘美丽端庄的脸上少有表情，身体的姿态也拒人于千里之外。坦白说，我这半年，想馒头的时间比想她多了不知多少倍，见到她也忍不住要想馒头，想母亲蒸的豆馅窝窝和酸菜包子，想流脓的耳朵何时好起来不再疼痛。谈恋爱不是应该有激情和化学反应吗？我怎么什么都没有？
两天之后，她把我送上回故乡的火车。我还是一边想着馒头，一边发出貌似热情的邀请:“你也回你姥姥家来吧，咱们年后把婚结了。”她礼貌地笑了一下，冲我挥手再见。
回到故乡没几天，我就收到她寄来的一个包裹，她把我委托二弟从天津买来送给她的一双平底皮鞋原封不动退了回来，没有只言片语。我端详着那双精致的皮鞋突然大笑起来，骂着自己:“傻×哄哄地邀请人家回来结婚，人家凭什么嫁给你？要是我，我也不嫁！”在心有灵犀这件事上，背道而驰的两个人也是有共鸣的，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
后来听介绍人说，聂姑娘不知从哪里得知我是个右派，尽管已经摘帽，但她不愿意受到任何牵连。一想起她那礼貌的微笑，我就从头寒到脚，原来摘掉的右派帽子仍然像一个无形的枷锁。也罢！从此，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至于什么是正确的路、恰当的路，我不清楚，它也许并不存在。
在宏道以北六公里的水果之乡同川，有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小村落磨湾村，几十户人家都是远近不同的亲戚，村民居住在滹沱河的支流同河的冲击扇上，村前村后都是高高耸立的黄土岗，岗上长满枣树和梨树，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珍宝，自然得跟野生天赐的一样。耕读传家的李氏一门过着稳定富足的生活，山岗上有数不清的玛瑙似的红枣，河对岸的岗上长满水晶一样的鸭梨，河套里大片大片种植着红红的高粱和黄黄的玉米；家家户户的羊被村里的牧羊人集中照管起来，吆喝着小调把羊群赶上青草丰美的坡地去放牧，日子平静美好得像清清流淌的同河。
同川地区没有遭受过日军铁蹄的践踏，一直在共产党领导的晋绥边区治下安享太平。晋绥边区的土改来得早，也来势汹汹，李家的田地、财产被收走了大半，留下一顶地主的帽子戴在头上；解放初期，在乡间曾经盛行十多年的一贯道被定性为反动会道门，身为地主兼一贯道堂主的李进财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不仅自己落得永世不得翻身的下场，还殃及子孙后代。寄居在李家的妻子带来的“拖油瓶”继子是同川大区的一贯道领袖，被活活打成重伤，不治而亡。
小小的生婵是在父亲李进财50岁时降临到这个世界的。她没有见过家世兴盛，母亲以20岁的年龄差距再嫁父亲，是被赌徒前夫逼得没有活路，才把自己和13岁的儿子卖身给李家。儿子成了李家的长工，她则在没过几天丰衣足食的日子后，在土改中成为穷得叮当响的“地主婆”，受尽磨难和凌辱。生婵上有早已成年的同父异母哥哥姐姐多人，按照家族传统她在本村小学读书识字，不曾想她聪明伶俐，一路就读了下去。在邻村读完小时，她的数学成绩总是班里最好的那一个，身兼各门功课的老师如此偏爱她，想当然地认定她的语文也好过其他人。她果然不负重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城的中学。
那时的生婵，雪白的面颊上有一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透着机敏和娇俏，脸蛋总是红扑扑的，头上冒着蒸汽。她最爱的游戏是踢毽子，毽子在她脚边上下左右舞动翻飞，她闪转腾挪跳跃，一连贯动作一气呵成。她的上衣口袋里总是装着满满两兜红枣，一个下午的游戏过后，红枣吃完了，她还不知倦怠。
1955年，生婵16岁，父亲垂垂老矣，家中空空如也。母亲在无奈地接受了丧子之痛后，坚定了让生婵去读书的信念。她失去了儿子，将来养老送终也许就要靠这个女儿了，她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让女儿读成，找到工作，挣到工资。上学的费用是她靠变卖家里维持生计的日用品一点一滴凑出来的。
从家到学校的路60里远，生婵不能经常回家。每逢寒暑假开学，母亲总会凑钱雇个小驴让生婵骑着，她自己跟在旁边走。到了学校后，母亲就骑着小驴回来。这样一来一回，一走就是一整天。
位于原平镇的崞县中学继承了早期坐落于崞阳镇的崞县中学的名号，实际上是一所全新的学校。彼时的崞县政府已经从崞阳镇搬迁至原平镇，原平成为崞县县城。
崞县中学位于原平镇班村红部，曾是日军占领期间臭名昭著的日军驻扎地，据说驻扎军是搞细菌人体实验的七三一部队。学校的建校劳动几乎是在师生手中一砖一瓦完成的。挖开一个地基大坑，学生们用小小的箩筐一筐一筐把土运出去，再一块一块把建筑用砖料运到大坑旁。这些年轻孩子成天谈论的都是社会主义建设，战争的阴影在他们心中已日渐模糊。但是，当一块一块森森白骨被挖掘出来之时，他们还是免不了恐惧和疑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体骨骼？这些骨骼背后一定是被日军杀害并藏尸的冤魂。
生婵从小被村里老人讲的聊斋故事吓破了胆，天一黑就躲在房间不敢出来。但她此时浑身上下却充满了神奇的勇气和力量，充满了对日军的国仇家恨。她用手轻轻抚摸一块头颅骨，像是轻声安慰一个亡灵。她仿佛被神明感召了一样，心里涌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宁静和安详，她的眼眶湿润了。
也许这就是缘分的开始。16岁的生婵从来不知道有一个年长自己近三十岁的表哥在这里死于日军刀下，他就是我的父亲。从那一刻开始，父亲便在冥冥之中把一根红丝线缠绕在生婵脚上，牵引着她一步步向我走来。
生婵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任人摆布的姑娘。初中毕业时，崞县中学改组成原平农校，所有的学生就地转换直接上了农校。生婵跟要好的朋友商量，偷偷从学校溜了出来，跑到太原这个大世界，考上了太原轻工业学校。
生婵给自己换了名字，她不喜欢充满女性柔媚气质的“生婵”二字，因为不符合时代气息。从此，她的名字刚硬得没了性别——俊荣。这是很时尚的两个字，也符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性别理念。她只是淳朴地想靠自己的肩头撑起一个家，老迈的父亲、孱弱的母亲和只有九岁的小妹妹。这个可怜的小妹妹，若不是她当初出手相救，在出生时就会被扔进便桶溺死。家里既穷又封建，根本不想再养一个赔钱的闺女。如今生计艰难，小妹妹只读了一两年小学就辍学了。
三年后，生婵从太原轻工业学校毕业，顺理成章地留在太原，得到了一份大城市的工作。母亲的愿望就这样实现了。
李家的院落乍一看去仍颇具旧时遗存的风骨，青砖灰瓦，开阔气派。西堂屋曾是四十年代作为堂主之家的一贯道活动场地，1958年大办公社食堂又被征用，曾上演过一天五顿饭的喜气洋洋的闹剧和清水煮野菜的人间悲剧。喧嚣之后的沉寂，更突显一股难以言说的颓废和败落之象。
年老体衰的父亲没有撑过大饥荒，1960年饿死在自家炕上，皮肉浮肿粘连，惨象目不忍睹。母亲和妹妹借来公社食堂20斤莜面薄葬了父亲，也随即因预支了两个月的口粮而不得不靠树皮和草根糊口。俊荣在1961年夏天毕业工作，可也挣不到30元工资, 这个家总算透进一丝阳光，可以存活下去了。
俊荣的母亲是我祖母的表妹，按辈份来说，她虽然小我五岁，却是我的姑姑，是刚出三代的旁系血亲。1962年大年初六，我打着走亲戚拜年的名义来相亲，她刚刚从省城太原放假回家过春节。
看到她的第一眼我便愣住了，小巧玲珑的她像一缕阳光一样明亮耀眼，细腻的脸颊白里透红，未经风霜。我的精神顿时亢奋了，满含笑意向她投去欣赏的目光。在与她对视的刹那，我看到一种掩饰不住的意外惊喜从她眼中流出。随即她羞红了脸，微微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一排阴影。我在心里欢快地叫了出来:“就要她了。”
寒暄过后，她的母亲忙着去准备午饭，小妹妹去帮忙拉风箱。我按捺着心里的激动，不失时机地坦露了我的家底，这是相亲的规则。
“我的家庭条件很困难，孤儿寡母的，我是老大，要照顾母亲。”
她同情地看着我，嚅嚅地应着:“我家也是孤儿寡母，可能比你家还要困难。”
“我在包头工作，要是以后结婚了，恐怕要两地分居一段时间，还得慢慢解决。”
还要不要再说下去？曾经是右派这件事还是暂时不要说了，它会搅黄我的好事；再说，我不是已经摘帽了吗？隐瞒这件事也不能算不诚实吧。
我们开始东拉西扯地聊了起来，聊我们亲戚关系的渊源，聊各自的家事，聊未来的打算，那是一种“欢笑情如旧”的慰贴感，无比舒适温暖。她突然止住笑，不无严肃地对我说:“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哥，你不知道吧？”
“我大哥在57年被打成右派，从工作的河南水库工地打发回了老家，已经四年多了。他的家人都在南京。”
我的天呐，怎么绕来绕去还是绕不开右派这个话题，她想说什么呢？我紧张地把手攥成拳头，手心里都攥出汗。
“我大哥已经50多岁了，一个人，没有工作，没有家庭，非常可怜。”
“那他现在怎么样？”我急切地想知道这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现状。没有工作、没有家庭都是既成事实，没有未来才是最可怕的。不是所有的右派都有我这样的好运气，没有受过皮肉之苦，还在两年之内摘了帽。
她眯着眼睛看向不知哪里，悠悠地说:“他在大跃进时被公社弄去修水库，现在还没有回来，不知道在干什么。”她回过神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并没有打算停下来:“我觉得右派都是好人。首先，他有独立的思想和见解，不人云亦云；第二，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是一个有人格的人；第三，他受到打击，说明他不会溜须拍马。”……
她还在“一、二、三”地说着，数学逻辑果然了得。我却什么也听不进去，内心涌起感动的热潮，想紧紧拥抱这个善解人意的可爱姑娘。
自古以来，美人往往都有出手搭救落魄书生的情怀，以身相许的故事更是让人对尘世的幸福充斥着不切实际的幻想。难道我是从小听《聊斋》故事听多了？我真的会遇到现实版的聊斋？我被这措不及防的感动和幸福冲昏了头。
午饭是农家春节期间最爱的年糕和白馍。俊荣显然是少有家乡生活经验，她把红糖沏成糖水让我蘸着年糕吃，蠢笨得可爱，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真想端起那碗糖水当成酒一样一饮而尽，这才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午饭过后，略坐片刻我便要启程离开。她送我出来，跟我并肩走到巷口。她的个头刚刚够到我的下巴，显得那么娇小，让我生出保护她的强烈愿望。我不停地吩咐她要考虑好两地分居的客观困难，心里却对她的选择有八、九分的把握。默契都是藏在心底的，说出来就不珍贵了。
回家的路上，我撩开大步，45分钟就走到了。虽是万木凋零的冬季，我却感受到了春天即将到来的气息。生命中所有的美好都源自最纯净的灵魂，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心欣赏，一切美都与你无关。她的理解和接纳，仿佛拥有救赎的力量，让我的眼睛看到了世间的美好，看到了万物复苏的勃勃生机。
生于包头，曾任大学教师，外企财务总监等若干年；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之后，任专业税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