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艳访谈录
江南忆 最忆是杭州
——张后访谈诗人、作家顾艳
顾艳，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原名：顾志英，中国一级作家。文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1997年访学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夏威夷大学。现居美国莱克星顿。
1999年7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台湾和香港。1999年9月，被浙江省评为浙江1949年至1999年当代作家“五十杰”之一。2009年至2012年，访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期间被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邀请做以“辛亥革命”为题的系列讲座。
获多种文学奖，有作品被选入一百多种选集，有诗歌、小说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发表出版；并在《钱江晚报》等报刊，开有多个散文专栏。2017年和2019年为浙江省作家协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
已出版著作28部，小说代表作：长篇小说《夜上海》、《辛亥风云》等，散文代表作：散文集《一个人的岁月》、《岁月繁花》等；诗歌代表作：诗集《火的雕像》、《顾艳短诗选》等；传记《译界奇人——林纾传》，评传《让苦难变成海与森林——陈思和评传》，人物印象书籍《早安，写作》，建筑类书籍《到莫干山看老别墅》、教育类书籍《孩子，你如此优美》，以及译作《程砚秋与现代京剧发展研究》等。
1
张后：
我们这个访谈就从你这次的美国之行开始吧？这次你在美国耽搁的比较久？就你所了解和观察、感受到的美国的疫情状况和美国人对待疫情的态度及相关生活是怎么样的？
顾艳：
谢谢张后采访。每年暑假我都回国的，今年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飞机停飞，我们买好的机票也只能退了。我居住的弗吉尼亚州莱克星顿小城，3月13日开始中小学生停课，接着大学生停课。3月30日州长颁布禁足令，这样我们想回杭州过暑假的愿望就无法实现了。
美国的疫情最先纽约比较严重，那时全美每天的新增病例大约两三万左右，每天的死亡率在两千左右。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疫情发生了变化，东部情况大大好转，疫情中心移到了中南部，德州、佛州、加州成了先前疫情中的纽约，全美每天的新增病例高达六七万，然而死亡率却是明显降低了百分之十。这让一向开心的美国人有恃无恐，该干啥就干啥，满脸阳光灿烂的。
莱克星顿，是一座古老的历史名城，拥有两所大学。一所是著名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另一所是最古老的私立大学之一的华盛顿和李大学。因为，两所大学的学生都回家上网课去了，小城人口减少了许多。直至今日，小城总共23个感染病例，零死亡，算是相当不错的地方了。我们这里亚洲人不多，华裔就更少了；但两所大学里的留学生，有日本、台湾和大陆来的，难得在街头听到说中文的学生，我就会感到很亲切，有时还和他们搭讪聊几句。
我们住的小区，就我们一户亚洲人，也是唯一的中国人。邻居们大部分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教授，或者就是华盛顿和李大学的教授，只有少数邻居有的是艺术家、从大都市到我们小城来隐居的，有的是退休夫妻到小城来安居晚年的。平时上班，邻居们开着汽车进进出出，难得碰面；疫情期间就不同了。大家呆在家里，汽车像鸟一样地停在家门口。刚开始停课的那会儿，社区里还组织捐赠活动。有些人捐钱、捐物，给那些因为疫情而失业的家庭。有些已经退休了的医生，却非常勇敢地自愿报名奔赴纽约抗疫前线。这让我很感动，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类的高尚和美德。
当然，小区里更多的家庭利用疫情宅家时间，鼓捣着自家的花园。有些索性搞家庭建设，大动干戈，扩展屋子和露台。小城里那些建筑和装修企业根本不停工，邻居大卫家花了两个多月，就把露台扩建成了两个房间，再往外延伸搭成了一个新的露台。实用面积，大大增加了。
从前小区里清一色的绿，疫情期间，各家各户，前庭后院都种了许多花花草草；有的种两棵小松树，有的在门前的廊边种上玫瑰或杜鹃，还有的种上向日葵，薰衣草等。我也在一直被我荒芜了的花坛里，种上了牡丹、白兰花、百合花、一串红、木槿等。小区里，一下色彩纷呈，与从前有了截然不同的感观。
除了种花，疫情期间我干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恢复写作。自从2015年4月完成中国作协百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的《译界奇人——林纾传》后，我就没再写作了。关于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我差不多已经停笔了十多年，真的不太清楚业界的情况。好在疫情期间，最容易找到写作感觉的是诗歌。于是，我就在3月25日那天下午，写下了第一首诗《两种经历》。其中，一段是这样的：一场病毒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球, 被迫的休克/宅家是必须的，我翻阅News Break/曾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变成一道黑色数据/多少家庭崩溃于绝望中/我泪流满面。
疫情期间，还有一道风景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小区里的篮球架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个篮球架。我们也去沃尔玛超市，买了篮球架。拿回来自己装，还真动了番脑筋才得以装成功。于是，每到黄昏你就能远远看见篮球架下打球的孩子和家长。每户人家都打各自的篮球，最多远远地和邻居们挥一下手、打个招呼罢了。小孩子事先没有说好，绝对不会跑过去打别人家家里的篮球，他们从小就懂得必须的规矩。
我们的后院邻居郝莉,她是军事学院的体育教授。疫情期间，她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免费教邻居们瑜伽。凡小区里喜欢练瑜伽的，就拿着瑜伽垫，到她家门口的草地上跟她学瑜伽。强烈的紫外线下，美国女人们不怕晒。相反，她们喜欢把自己晒得黑红黑红的，以示健康美。我怕晒，因此郝莉请我参加她们的瑜伽训练营，我就找个理由婉拒了。
应该说，州长颁布的禁足令，不是绝对的不能外出。比如，可以去超市购物，可以倒垃圾，可以遛狗。如果家里呆得郁闷了，邻居们就会想着法儿出去，有时什么事情也不干，就是开车兜风。我也是这样的。有时借着倒垃圾的名头，开车兜风去了。一圈风兜回来，心情不错。因此，无论疫情期间遇到什么困难，我从未听见有人抱怨的。比如，我家的壁炉烟囱坏了，正好疫情期间，修理工一拖就拖了三个多月，我们也没有任何抱怨。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大家都很有耐心、不抱怨，你慢慢也就习惯了。许多事情，慢慢的，你都会变得特别有耐心了。
到了6月初，我们州的禁足令解除了，商店也一家家重新开张了，但顾客非常少，某家琴行老板对我说：“我们三个月没有做过一笔生意。”老板的语气极其平静，仿佛亏损的不是他自己似的。我耸耸肩，表示明白和理解。
莱克星顿离华盛顿特区不算太远，自从美国警察跪压黑人致死，到引发美国骚乱，华盛顿也不可避免地骚乱了一阵。邻居们谈论这个问题，多半谈论的是人性深处的恶而非种族歧视。想想也是的，我见过不少优秀的黑人，他们衣冠整齐，谈吐优雅，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收入也不错，谁也不会去歧视他们的，说到底还是阶层的问题。
我们家疫情期间，个个都在上网课。大人们给学生上课，而小朋友则是上着自己学习的课。我在5月底，就写完了全部教学课件。因此多出来的时间，除了恢复写诗，还恢复了散文和小说的写作。直至今日，近4个月的时间里，写了30多首诗，一些小说和散文，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这让我非常感谢疫情宅家的日子，毕竟不用起早摸黑，让我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和写作。
在我眼里，美国人大部分都是比较阳光快乐、安居乐业的。比如：我们的州政府“禁足”一解禁，邻居们就纷纷出去旅游了，管它近日里全美每天六七万的新增感染，他们可以选择别样的旅游路线，或者开着房车出去旅游，浪漫洒脱，最是全家轻松快乐的好时光。我们家在解禁后，也忍不住带着孩子去弗吉尼亚Afton摘樱桃了。孩子在家闷了三个月，出去透透气真是快乐极了，像只小鸟儿在樱桃树中哼着歌儿转来转去。
我们在疫情中的生活，已经过了4个多月。我刚看了News Break的疫情数据报道，今天全美新增病例仍然有六万多。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宅家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而宅家对我这个写作者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
2
张后：
我记得你很早就名满天下了，上世纪80年代就有诗集出版，那时候出版的经过是怎样的？好像出版比现在要难？
顾艳：
这个话题，要从我还没有写诗前喜欢《世界文学》说起了。20世纪70年代末，我最常去的地方是杭州延安路邮局，那里能买到七毛钱一本的《世界文学》。我现在还珍藏着1979年第4期的《世界文学》，依稀记得那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边走、边翻书，一篇《索尔·贝娄——当代美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吸引着我，还没有回到家就读完了。之后，延安路邮局是我每月必去的地方，它是我通向文学世界的一个起跑点。
《世界文学》对我个人经历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读了《世界文学》，原本打算继承母业做医生的我，突然改变主意报考中文系了。1980年秋天，我如愿以偿地成为杭州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很难说这不是一种因缘。之后，整个八十年代，《世界文学》都伴随着我，影响着我。我有了创作热情开始写诗歌，很快我的诗歌习作就写满了几个笔记本。这年深秋，我幸运地结识了冯至先生。他赠我的《冯至诗选》，后来让我受他的影响而喜欢上了德语文学。
我与《世界文学》相遇，它直接影响着我走向文学道路，这许是某种宿命。除了诗歌，我还阅读了大量的散文、小说和戏剧。八十年代对我而言是影响的年代、激情的年代、梦想的年代、成长的年代。1981年早春，经冯至先生介绍我结识了当时的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黄源先生。那天我拿了许多诗歌习作来到葛岭山上黄源先生的家，他翻看过我的诗歌习作后说：“写得不错。年轻人要多读多写。”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是他家的常客。在他家里，我还认识了住在他家对面的诗人陈山。他俩给我介绍了不少刊物的编辑和主编，很快《北方文学》1981年3月发表了我的处女诗作。
接下来，我在全国不少刊物，如《诗刊》、《人民文学》、《西湖》等杂志上发表诗歌，也在香港的《世界中国诗刊》、台湾的《秋水》、《葡萄园》、《创世纪》，美国的《一行》等诗刊上发表诗作。1987年春，我还参加了《诗刊》在洛阳的改稿会，结识了不少诗友和老师。
1981年，我发表诗作时，朦胧诗正在诗坛崛起，后来各种流派接踵而来，诗坛非常热闹，但我什么派也不是。评论家未凡先生说：“她以她自己的纾写方式，以她自己的诗歌语言，营造她自己的诗歌天地。”这话说得没错，我确实是这样的。
1988年，我在香港《世界中国诗刊》上发表诗作比较多。当年没有电子邮件，都是邮寄的，每次收到从香港寄来的诗报和诗刊，我都觉得他们的印刷真漂亮。有一天傍晚，我忽然在家里接到从香港打来的电话，他说：“我是蓝海文，是《世界中国诗刊》的主编，也是香港天马图书公司的董事长。”这我当然知道，毕竟我一直在他主编的诗刊上发表作品。接着，他说：“能不能给他寄多一点诗稿过去？”我兴奋地说：“当然可以，我给您寄过来。谢谢！”搁下电话，我有些激动，迫不及待地整理诗稿，第二天就将手头没有发表过的诗作都寄给了《世界中国诗刊》蓝海文先生。心里美滋滋地想，有人约稿的感觉真好呢！
后来，我寄给蓝海文先生的诗稿，都在他主编的《世界中国诗刊》上发表了。一年后，蓝海文先生来电话说：“你发表的诗那么多，足足可以编一本诗集出版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说：“诗集？到哪里去出诗集？”他说：“我的出版公司给你出诗集。”
“哇，真的？”我惊讶地问。蓝海文先生平静地说：“是真的，你写得非常好，你很有才华啊！”说起才华的事，那倒的确有不少名人大家夸过我，比如：冯至、黄源、陈山、沙鸥，还有我们杭州老诗人汪静之给我写信时也这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只是听多了，也不当回事。现在蓝海文先生要把“你很有才华啊！”落实到行动上，帮我出诗集了，我是又惊又喜，仿佛天上掉下一块美好的馅饼，让我激动极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我自己编诗集，想诗集的书名。我想来想去想了个《火的雕像》的书名，也许我所选的诗歌都有一团火吧！比如：《在圆明园》我还是来看你了/看你残壁下的小花/断柱旁的茅草/唱你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你的圆，不会再圆/宛如一弯残月/钉死在历史的冷空。又比如：《无奈》我的孤独，绝无仅有/借夜的断面一缕幽光/扩散感觉/不理解的，是一片/悲哀的布景/不知该如何尖声嘶叫/女人生来就会忍耐/在悄无声息的/女性孤独的世界里/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在圆明园》一诗，当年发表在1988年2月的《诗刊》上。这首诗短短八行，我运用了“残壁、小花、断柱、茅草、残月、冷空”等意象来丰富诗的形象；用饱含深情的倾诉、质朴自然的语言和严谨的结构形式，有效地揭示了被侵略的耻辱，以及中国人民心中永远存在着的残缺感，从而撩拨着爱国主义的民族感情。后来《在圆明园》这首诗，被收入多种版本；到了2002年，还被列为南京市高考模拟卷。
书稿寄出后，我很快收到了《火的雕像》的封面设计草图：火红的花丛有片片绿叶，那意境是极好的，加上竖排的字，在当时都觉得非常新颖，我立即回信说这封面设计得很好，很漂亮，也很有意境。1989年12月，《火的雕像》在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我收到样书时，看到印刷得那么精致的书籍，简直像一件艺术品那样感动极了。
我激动得双手哆哆嗦嗦地打开书，一眼就看见出版者在扉页上的题记：第四代的诗人，俱秀外慧中，顾艳的才情非常出色。以西湖之美，是应该出现这样一位诗人的，否则将是一种遗憾。她的翅膀是超越的。——世界中国诗刊
的确，八十年代出书比较困难。《火的雕像》1989年12月版，定价25港元，可那时国内买一本书才几毛钱，到一元多点钱。我是我们杭州青年诗人中，第一个出版了诗集的诗歌作者。我的诗集《火的雕像》出版后，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后来还获了1989年杭州市第三届文学奖。
那时杭州评论家雨门发表在《杭州日报》1990年6月8日上的评论中说：“印象中，本市的青年诗人中，顾艳是第一个出了诗集的人。她的诗清新朴素，读来让人恍若置身于一片雨后的空寂山谷。……《火的雕像》这本装祯得十分精美的诗集，收录了她不同题材的六十余首诗作。这里有着她的苦痛和欢欣，也热切地流露着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的激情。而作为一个杭州人，这里的山山水水更是牵动着她不尽的情思。她这样吟唱西湖：只有盈盈湖水/是你骄艳躯体/只有白堤苏堤/是你千年面容/尽情唱你/仍唱不满/流进我梦中的/那首故乡的歌曲。她是春风中飘扬的一缕明亮柳丝，是秋阳后一粒幽香的桂子，为她的母亲湖开放着淡淡的美丽。”
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从朦胧中苏醒的年代。我在这个年代里经历了许多人和事，选择了从事自己的写作职业。梦想过，并且实现了最初的梦想，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火的雕像》。我感恩，我努力，我永远是一个前进道路上的跋涉者。
3
张后：
你在杭州的时候，文学范围是怎样的？都和哪些诗人、作家、艺术家有来往？还有多少人一直坚持着？
顾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诗歌最繁荣的时代，虽然八十年代我已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火的雕像》，可是我并不被我所在的浙江诗坛所看好。因为，那时候的诗坛普遍倾向西方诗歌。诗人们谈起诗歌，就会搬出叶芝、艾略特、波德莱尔、马拉美等；当然，我也蛮喜欢这些西方诗人，尤其喜欢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然而，喜欢是一回事，自己写又是另一回事，说到底我又不是从小生长在西方国家，为什么要舍自己而学他人呢？于是，我思考着如果我能把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和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精神融合起来，那么我要表现的诗歌就是一种新的东西了。
那些年，我继续写着与时代表达形式不合节奏的诗。某天，我在杭州参加一个诗歌座谈会，大家在一起讨论，有位诗人自傲地、看不起人地走到我面前说：“你那也是诗？我用脚指头写写也比你强。”我朝他看看，用目光鄙视他，没有回应他。坐在我身旁的女诗人轻声地说：“他在诬蔑你，你为啥不反击？”我说：“我们不在一个档次。”
接下来，我的第二部诗集《西子菏》，1992年11月在香港现代出版社出版了。评论家朱先树先生在给我诗集的序言中道：“顾艳诗的触角是伸向远方的，她不满足于西子湖温柔的小天地。她也写法卡山的英雄士兵，写黄河、大运河；写楚霸王的乌江，写姑苏城、神女峰等等，有对历史的思索，有对民族精神的咏叹，有对革命先烈的怀想……但贯穿这些描写的一个重要主题则是对生命意义的揭示。”
我的第三部诗集《顾艳中英文短诗选》，是2006年8月在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的。这么一来，我好像跟香港特别有缘分，三部诗集都在香港出版。然而时到今日，我也没有机会在大陆出版一本诗集。据说如今大陆出版诗集都是自费，出一本诗集价格不菲。我只好望洋兴叹了。
八十年代，我与杭州诗人联系最多的是余刚、孙昌建、张晓红等，直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也还都在微信朋友圈里。除了杭州的诗人，八十年代经常联系的还有《诗刊》社的李小雨、朱先树、寇中鄂、刘湛秋等老师；还有《人民文学》杂志社的韩作荣老师，还有《诗人》杂志的芦萍老师，《中国诗人》的罗继仁老师；还有我的《诗刊》刊授老师张水舟先生，他后来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杭州女人》的责任编辑。除此，台湾《秋水》杂志的涂静怡老师，《葡萄园》诗刊的台客老师、文晓村老师、王禄松老师，《创世纪》的洛夫、张默老师等，还有美国《一行》诗刊的严力老师，香港《世纪中国诗刊》的蓝海文老师等；那时有新写的诗作，我就寄给这些老师们了。当然还有一些别的诗人朋友们，比如：日本、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的诗人朋友们，只是有的多年没联系，有的中间断了联系，后来又联系上了。
八十年代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某些诗人老师们非常遗憾地离开了我们。比如：李小雨老师、韩作荣老师、文晓村老师、王禄松老师，还有给我写过评论的未凡老师，都先后英年早逝了。在此，我表达对他们的深深怀念。
记得，第一个给我写诗歌评论的、是广东评论家陈绍伟先生的《西子湖畔的情思——读顾艳诗片语》，该文发表在合肥《百家》双月刊1987年2期。其中几段，陈绍伟先生是这样写的：短诗见诗人功力，短诗是诗作者的基本功。顾艳的诗，多是十几二十行的短诗。她的诗大多写得较为精巧。她注重在构思上下功夫，《赠友人生日》：“许多年过去了/第三十支蜡烛的光亮/虽然如豆/却不黯淡/照见了坎坷/照见了感慨/但不会照见/荒凉和后悔/而我的馈赠是我的眼睛/在注视中祝愿/你的/第三十一支蜡烛/照得更亮。”诗人找到了抒发感情的具象，一支蜡烛，由此生发开去。短短十一行诗，能给人以启迪。诗的空泛，很大程度是诗人找不到准确的，独特的抒情基点。《你不知道腊梅的芳香》，诗人用“腊梅”寄托她的情思，对爱情的珍重。“你该知道，你的那朵/小小腊梅花的心意”。这有象征意味的“腊梅”，仿佛活起来了。
构成诗人的特点，是多种因素化合而成的。顾艳的诗，不时出现西子湖独有的景色。她常把抒情的环境放在西子湖的环境中。“我们坐在断桥旁的石凳上”（《断桥旁》），《女子文学》总19期），“我孩童般天真/如西湖彩色的涟漪”（《我愿是湖》），“西子湖还在碧波荡漾”/荡漾成月朦胧的夜晚“（《思念》），”玉皇山上那株不枯的小草是你/湖畔那棵弯弯的柳树是我“（《秘密》）等等。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小说家是较为注意色彩的，而诗人往往忽略了。殊不知，越有地方色彩的作品，越有地域的广泛性。顾艳的聪慧还在于，不是简单地把一些地方景物入诗，而是从气质上写出江南女子特有的个性。
然而，这位第一个给我写诗评的评论家陈绍伟先生，八十年代与我有过几次电话联络，后来就断了联系了；但我至今记着他，愿他平安快乐！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散文和小说创作，诗歌相对来说就写得少一点了。
4
张后：
在你的家族之中，对你影响最深的是父亲还是母亲或者还有其他人？
顾艳：
我出生时父亲已被打成“右派”，从上海来到杭州了，这注定我的童年、少年都没有好日子过。我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文革“开始不久，他们就先后去世了。我的外公外婆都是绍兴人，我曾以外婆外公为背景，写过长篇历史小说《辛亥风云》。其实，我的父母都不搞文学，学的都是理科；但他们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音乐修养。我的祖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生活的时代没有我父亲生活的时代那么倒霉。
我的祖父顾诒谷，字立仁。小小少年就从海宁盐官镇，到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读书。16岁中秀才第一名，后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毕业时榜为举人。我祖父的文学和书画得林琴南、陈衍等名家指导。辛亥革命后，他在银行界工作，曾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兼上海分行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杜月笙为董事长）。祖父在上海叱咤风云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就是我父亲年轻时留学生涯中的美好时光，我也还是没有出生。因此待我出生长大了，眼里的父亲就是一个苦涩的父亲。每天过着战战兢兢生怕犯错又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检查”的父亲。家里的空气压抑阴冷，无穷无尽的苦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着，熬了20多年。
我曾经写过一篇《孤独与强迫性孤独》，表明了我对这苦熬日子的观点。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孤独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每一个人都会遭遇孤独，都会产生和体验孤独所带来的难以言传的滋味。这样的滋味有时候还是一种幸福，被许多哲人贤士情有独钟。比如，法国随笔作家蒙田说：“我们必须保留只属于我们自己、而且随时能出入的僻室一处，那里可以确保真正的自由，也是避隐和孤独的主要场所。”蒙田说得没错，自身的孤独感对杰出人物来说，的确会成就一番了不起的事业。而对普通人言，孤独感起码也能在喧嚣忙碌的生存空隙得到片刻休憩。然而，强迫性孤独就不同了；那是一个无辜的灵魂被外来的野蛮和封杀强加在一个孤单无助的个体身上，并且充满恶意、歹意和敌意；甚至还有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灭绝性杀意。不说国外的那些优秀作家、音乐家、政治家，就中国文革时期而言，那些被强迫性孤独身陷囹圄的人就多得数不胜数。
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身陷囹圄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我一出生就置身在政治灾难给家里带来的阴影中，空气是压抑、悲凉而喘不过气来的。那种远离正常人的生活，不仅仅是我父亲一个人，还牵连到整个家庭。这对我们的身体是极大的摧残，对我们的心灵是极大的损伤。尤其，我们兄妹三个童年被打下的烙印是比大人更清晰、更难磨灭、更是永远的沧桑感。
我知道那时候母亲也很压抑。母亲是一个喜欢钻研学问的人，但由于处在特殊时期，她也有写不完的“检查”。尽管她没有陷入泥淖，终难让她两只手臂像一对翅膀那样，扑扇扇地腾飞。母亲是孤傲而独立的。她也没有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而逃离这个家庭。她以女人独特的力量，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如果说，父亲在灾难中给我们以精神的力量，那么母亲则在生活中教导我们如何应对和承受来自外界的强迫性孤独。
八十年代初，我父亲平反后不久，就到退休年龄了。退休后，他创办了一家私营公司，风风火火经营了十多年，我被他聘为会计，掌管公司的财务。说起财务和金融，我还真有我祖父银行家的基因，我做的报表是全区最好的报表之一，经常受到区领导的表扬，也多次被评为区级优秀会计。与父亲一起经营公司的十多年里，是我和父亲接触的最多时光。我亲身感受到父亲的智慧、大度、慷慨和爱心。那年头他赞助的贫困地区，不计其数，支票都是从我手中签出去的。我想若父亲海归后没有被打成“右派”，那么他对国家的贡献一定是巨大的。
5
张后：你1997年就赴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和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2009年又再度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访学，你觉得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顾艳：
我1997年赴美国访学时，那时我们省各方面的手续都比较严格。记得，除了美方的邀请函，及各种文档资料复印后递交省文化厅。待省文化厅审核同意后，我才能拿着文化厅的审批文件和自己单位的审批文件去办护照；然后再去上海美领馆签证。好在一切都比较顺利，我如期到达美国旧金山。第一次到达美国旧金山，看什么都是新鲜的，觉得连美国的树都长得那么粗壮、清爽、整齐。
伯克利小城距旧金山不算远，坐地铁从旧金山市中心，到伯克利加州大学约半小时行程，非常方便。所以下了飞机，坐上大巴再换地铁就到学校了。有一次我到旧金山去参加一个作家会议，会后华裔作家黄运基先生找了几个《美华文化报》的同仁，一起聚餐。这样我在旧金山的朋友就越来越多了。后来，在旧金山《侨报》工作的我的杭州老乡阙维杭记者，得知我来美国的消息就路远迢迢地跑来采访我，又是照片、又是采访文章地在《侨报》上刊登了出来，让我感到格外亲切。
我知道张爱玲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呆过两年，然而当年的中国研究中心在校外的Bart车站旁边的一栋高楼大厦里，那是伯克利小城最显赫的建筑之一。我1997年去的时候，这栋楼的最底层已经是一家银行了。谁也不知道这上面曾经是一位中国著名作家的办公室，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我这样喜欢张爱玲的访客，一定要跑上楼去嗅一下她从前留下的气味。
1997年，中国电脑还没有完全普及，但我在伯克利加大已经学会了电脑打字，并且直接在电脑上做功课、发邮件了。当时对我来说，中西最大的差异就是高科技设备。因为我在伯克利很快掌握了电脑打字和上网发邮件的技能，我的学习效率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我就像登录在网络上的一只鸟儿，插上了飞翔的翅膀。那些从前不知道的事情，网上一搜都出来了，感到特别兴奋和快乐。
在大学里，访问学者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你可以选课，却并没有压力，完全看你自己的用功程度。只是我那时英语也没那么好，一堂课下来总有许多听不懂。当然听不懂也没有关系，硬着头皮听，听多了也就明白了。后来，我的诗人朋友菲利普从夏威夷给我打来电话，没想到他后来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天南海北地聊起来，聊得很投机。菲利普是夏威夷大学教授，聊着聊着，他就邀请我去他们学校访学，让我申请短期的访问学者。我想想也好，就申请了。后来我就去了夏威夷大学，没想到我们竟然一见钟情地恋爱了。
夏威夷的海非常漂亮，比起其他海，确实具有观赏性。如果你一天去看几次海，那千姿百态的海景，几乎没有一个重复。尤其在傍晚时分，清澈透亮的海水，翡翠一样地荡漾着清波时，一轮红日渐渐沉落到海雾中去，先是橙红，继而绯红；远远地在水天相接的地方划一道红眉，真是美丽又悲壮。
在夏威夷除了听课，就是菲利普牵着我的手，在外奇奇海滩、在布雷斯德尔音乐厅、在彩虹谷和歌思达柯漫游。温暖的海风不断地吹拂着我的长发，像他悦耳的多情话语吹拂着我的心。说真的，在美丽的风景中能遇上相爱的男人，实在是一种福。何况菲利普教授是那么的帅气，又思想深刻富有哲理，与他在一起让我感到温暖和宁静。
我们也常常在海边漫步，海风吹拂着我的裙裾和长发，而他牵着我的手，呵护备至。当然作为学者、教授、诗人、哲学家于一身的他有着多重侧面：喝醉酒砸破杯盘发疯的诗人是他，苦思冥想进行哲学思考的是他，对女友无微不至关怀的是他。他忽而宁静、忽而烦躁，烦躁的时候他晃动肩膀，在偌大的室内不知道如何踱步——像一头野兽！我知道他很孤寂，一种真正的、深刻的孤寂。我也知道他不愿意随便找个人来相伴。谁能理解他这种秉性，谁又能与他对话呢？！
他开车很稳，我坐在他右边与他聊天，有时手痒痒的，就握着方向盘开上一阵。那条沿着海边的长长公路，是我相当熟悉的路程了。驾车在海边奔驰是一种快感，也是一种浪漫；与心爱的人在一起，更是一种幸福了。
很多时候，菲利普教授喜欢给我讲他对人生、人格和生命的理论。有一次他说人格有五个由低而高的层次组成：一、肉体，二、情感，三，心智，四、灵魂，五、神圣。他的理论总是那么深奥，而他之所以有兴趣与我谈一些深奥的哲学话题，关键是我的回答能让他满意。他提问我回答，成了我们的一种交谈方式。后来我的演讲口才逐步提高，就是来源于我们这样的一种交谈方式。我仿佛就是他的学生，一个令他得意的学生。确切些说，他让我明白中西之间的恋爱，存在着视野和观念上的差异；还有对“爱”的差异。
2008年秋，我女儿解芳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9年秋，我就再度来到了美国，访学于斯坦福大学。这座有着“西部哈佛”之称的斯坦福大学校园里，也有着深邃、厚重的学术氛围和艺术氛围。优雅的胡佛塔，典雅庄严、饰满壁画的纪念教堂，罗丹雕塑群，以及大片的树林、山地，红瓦黄墙的建筑，都具有一种既精致又粗犷开阔的美。在斯坦福的时候，我曾因《中国作家通讯》杂志高伟主编之约，写过一篇《我在美丽的斯坦福大学》，我把它全文放在这里，读者就能看出中西之间在教育方面的某些差异了。比方，斯坦福全年有三个学期，图书馆开到深夜，借书没有数量限制等等。
我在美丽的斯坦福大学已快一年了，写作近三十年，再一次停下笔来潜心读书，感到无比荣幸和重要。斯坦福大学有非常优秀的教授，有世界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等。她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虽然文化与肤色不同，但都勤奋好学。无论草坪、饭厅还是图书馆，到处都可看见捧着书本读书的人。我有不少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坐拥书城心里便感到踏实、从容。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而且借书没有数量限制，通常一借就能借一个学期。学习环境和条件，相当不错。学校里经常有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和作家前来演讲，虽然我不是场场都去，但会选择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去听。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我的观念和思考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
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像一个大农庄，从寝室到教学区骑自行车需要二十来分钟。学校为学生们提供免费汽车，只要不是双休天和节假日，免费汽车大约十分钟一班。私驾车不能开进教学区，自然寝室门口的停车场便像鸟一样地停满了汽车。我喜欢踩自行车去教学区，教学区是斯坦福大学的“眼睛”；集中了图书馆、胡佛塔、钟楼、教堂、书店、罗丹雕塑群等；那些红瓦黄墙的建筑，具有一种既精致又粗犷开阔的美。
来到斯坦福大学除了学习，还有交流。与那些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肤色的教授和学生相处在一起，能了解和学到很多东西，积累不少素材；同时，我也力所能及地介绍一些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给他们。
这里的学生不仅读书用功，兴趣广泛；而且相当独立能干。大家各忙各的事，很少有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闲聊的。相比国内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学生确实辛苦多了，总有做不完的功课，写不完的论文；熬夜到凌晨两三点钟，是很正常的事。
斯坦福大学一年有三个学期，通常两个多月为一个学期。学生们修学分并不轻松，压力很重。因为每堂课的学生就那么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想蒙混过关都不行。所以，学生们必须在课前预习，上课时才能发言和对话；如果不预习，教授一眼就能看出来，自己也会感到很丢脸。从前在国内的大学里读书，总是有逃课和偷懒的时候；可在斯坦福大学我真正体会到了认真、严谨、勤奋和一丝不苟。
今年初的某一天，我重回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是我十多年前学习过的地方，遇到了从前的老师。他们虽然年老了，可是依然有着可人的精神力。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比之从前的藏书更加丰富多了。在书架上，我一眼就见到了铁凝的《玫瑰门》、《笨花》；还有其他一些中国作家的书籍。
斯坦福大学也有东亚图书馆，馆长是很优秀的学者邵东方先生。胡佛塔里收藏着蒋介石的不少资料，只是中国作家的书籍收藏不多。我想只要中国作家们愿意，都可以赠书给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让更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和学生阅读到他们的作品。
最近，我在斯坦福大学东亚中心有一讲座，讲的是我将要完成的长篇小说《辛亥风云》；演讲题目为《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辛亥革命的前世今生》，受到了教授和学生们的欢迎。我发现海外的学者和学生，对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有一华裔导演不会讲中文，却拍了一部《秋瑾》的电影，还相当受欢迎。
春假刚过，学生们又开始了紧张的学习。走在校园里，因为空气的清新，也因为美丽的建筑，以及认识与不认识的各种不同肤色的学生们的一声声：Hello，我的心情总是愉快的。学校内有书店，书店里面有咖啡吧；如果累了去书店走走，在咖啡吧喝杯咖啡是非常惬意的事。到了中午，只要能吃得惯西餐，斯坦福大学食堂的自助餐，六美元就任你吃个饱；可惜中国人大多吃不惯西餐。因此，我们总是自备中国午餐，拿到系里的微波炉热一下，吃起来比西餐香多了。
到了六月中旬，学校就放暑假了。暑假有三个月，但学生们不会真正放假；总会申请各种不同名目的进修或学习语言。有的是到日本、到欧洲等不同国家的大学去进修，有的就在美国的其他大学去进修。当然这是需要申请到奖学金，不然昂贵的学费和旅途等费用自己付不起。六月中旬我们将去康奈尔大学进修，亦将走访哈佛和普林斯顿；今年夏季的三个月将在那里度过，该是多么美好的事。（2010年3月写于斯坦福大学）
2010年暑假，我与女儿解芳一起去康奈尔大学进修，只是我们进修的专业不同，我进修的是文学写作。我们这班文科进修生来自世界各地，有意大利、德国、英国、日本等，但大部分是美国本土学生。一回生，二回熟，几天下来也就都认识了。因为各自租住的地方不同，下了课很少有聚在一起闲聊的；莘莘学子们在校园里来往穿梭，每个人都显得匆匆忙忙。
说实话，比起斯坦福，我更喜欢康奈尔大学的校园；不仅位于山顶，仰头是湛蓝空旷的天色；还在于它的面积约有二千三百英亩，真是苍苍茫茫尽在眼底，一片开阔气象。那些原始嶙峋的山石和参天古木，以及喧哗的溪谷瀑布和石拱吊桥；还有那山顶静谧的碧波湖水、山脚带状的卡尤佳湖畔；这里的自然环境，气势壮观又诗意盎然。只是我们忙忙碌碌的学习，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学楼和图书馆，去闲逛宛如旅游圣地般的康奈尔整个校园，的确需要特别安排。
当然，我们每天经过的教学楼、图书馆、咖啡吧等地，亦是风景如画的地方。咖啡吧附近就是康奈尔大学标致性的建筑——麦格劳塔钟楼（McGraw Tower），高173英尺，从地面至顶层共有161台阶。它在1891年建于尤里斯图书馆（Uris Library）之上，由建筑师William Henry Miller设计，保留着中世纪欧式建筑风貌。塔内有康奈尔编钟，（Cornell Chimes），共二十一个。每天都有学生在麦格劳塔钟楼里演奏，其乐曲种类丰富多样。
那天黄昏，我正好从图书馆出来，夕阳下的钟楼里响起了一曲中国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那是琴键通过铁索拉动顶楼的大钟，发出丝丝缕缕的乐曲，响彻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里是那么地回肠荡气，令我一阵喜悦。我知道康奈尔大学著名的华人校友有：胡适、茅以升等，来该校学习和生活过的有：梁思成、林徽因、冰心、徐志摩等；而这美丽小镇的中文译名“绮色佳”（Ithaca），就是出自才子胡适之手。
才子胡适原本是读农科的，读了一年后发现自己对农科兴趣不大，便转学到文理学院改读文科了。这一转学，改变了胡适的整个人生和命运。1914年，胡适在古生物教授家与教授女儿韦莲司邂逅，遂成莫逆之交。韦莲司生于1885年，长胡适6岁，望族之后；虽未进过正式学校，却由于显赫的家庭背景，对自然、社会都有与众不同的视觉。她喜欢画画，是美国早期抽象画的先锋画家之一。然而，当两个人情愫与日俱增时，胡适为了尽孝，不忤逆寡母的意愿，最后只得回国与江冬秀完婚。1916年，胡适回国前一年，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新诗《两个黄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天上飞。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每周都有一次主题演讲会，设在教学楼门口的草坪上，有一种诗意美。我们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演讲时操着不同口音的英语；年龄上的差别，虽然挺大但并不明显。因为，大家都有一颗青春、开朗、活泼的心。同学们排队等待演讲，那是真正的演讲，并非拿稿发言；讲到激动处，自然也会有肢体表达。整个气氛认真而活泼，随性、自由、率真，演讲便不再成为负担，而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表达出来。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演讲水平自然与日俱增。
快轮到我了，我还是有些紧张，尽管已经背出了大部分稿，但仍然不能完全脱稿演讲。所以，我拿着稿子上场，三下五除二地很快讲完了。走下台时，一位叫摩根的同学说这样可不行，要演讲，不能读稿。我表示接受他的建议，待下周再开主题演讲会时我就正式“演讲”了。的确，有这么好的训练机会，如果自己不大胆努力地尝试，便永远也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演讲。
这天主题演讲会结束，我们就在树木掩映的草坪上，几张简易折桌一搭就聚餐了。食物都是同学们自己准备带来的，一人准备一份。我带来的是咖哩牛肉饭，其他同学准备了烤牛排、红葡萄酒、水果等；同学们喜欢站着举杯喝酒，站着果然比坐着亲切，而且看上去潇洒又便于交流。
因此，在康奈尔大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演讲了。我在国内读大学时，或者参加某个文学创作研究班时，也没有这样的演讲训练。这或许就是中西方在与公众交流方面的一些差异。的确，在国内我们的演讲大都不能脱稿，只有极少数口才比较好的才能做到。美国从小学开始就注重演讲训练，日积月累，小学生的口才都很棒。
6
张后：
你在美国期间最喜欢去哪些地方？是什么吸引了你的目光？
顾艳：
我在旧金山的海特街住过，伯克利加大的伯克利小城住过，斯坦福大学的帕罗奥托小城住过，康奈尔大学的绮色佳小镇住过，夏威夷的火奴鲁鲁住过，现在住在离华盛顿不算太远的莱克星顿小城。在美国，我们纯粹出门旅游的时光并不多，因为实在都太忙了。当然在假期里，我们也会带着孩子去旅游一些地方，比如：佛罗里达的奥莱多迪士尼乐园，洛杉矶的好莱坞电影城、圣地亚哥的水族馆和乐高城，加州17英里海岸，还去旅游过波士顿、费城、纽约、普林斯顿等城市。
在美国，每个城市和小镇都有他们各自的特色。从前在西部，我还是比较喜欢斯坦福大学的环境。我们最先住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公寓里，后来嫌房租贵搬到校外的斯坦福公寓。但不管校内校外，都属于帕罗奥托小城，也是被叫作硅谷的地方。说实在，这里没什么好玩的，但是你每天都能看见那些年轻的、积极向上的学生，且没有伯克利加大的嬉皮士，也没有人盯上你讨钱，小城居民安居乐业。我在这个小城里生活了两年多时间，住在校内公寓近一年，我喜欢这里的年轻人的一种拼博精神。前面说过了，斯坦福大学是个大农庄，从校内公寓到教学楼也是需要骑自行车的。斯坦福校园很大，家门口的土地也很大，如果有精力，是可以种菜的。只是我没时间，我那时到哪里都随身带着电脑，一有空就续写从国内带出来的长篇历史小说《辛亥风云》的下半部。
后来到了东部，康奈尔大学的校园建筑是我最喜欢的。它不仅位于山顶，仰头是湛蓝空旷的天色；还在于它的面积约有二千三百英亩，真是苍苍茫茫尽在眼底，一片开阔气象。那些原始嶙峋的山石和参天古木，以及喧哗的溪谷瀑布和石拱吊桥；还有那山顶静谧的碧波湖水、山脚带状的卡尤佳湖畔；那里的自然环境，气势壮观又诗意盎然。我还特别喜欢康奈尔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凡国内图书馆找不到的书，到康奈尔东亚图书馆必能找到，可见它的中国图书藏书量是非常富足的。
最近这些年，我特别喜欢首都华盛顿这座城市。因为离家近，差不多十天半月就会去一趟。想起从前我很想做个北漂，漂到首都北京去；可是因为养育孩子、照顾父母的责任，没敢不顾一切地一走了之。然而没想到的是，我现在住到华盛顿附近来了。这是美国的首都，城市格局比北京小多了。那些在华盛顿特区工作的人，也基本住在周边的大华府区域。
华盛顿最好的地方，在我看来就是博物馆、美术馆和国会图书馆了。这些地方都免费，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诱惑。当然还有看演出，在华盛顿肯尼迪演出中心每天都有各种演出活动，我们差不多半个来月去看一场演出。无论在哪方面，这座城市总是令人视野宽广，嗅觉灵敏；因为城市不大，出行方便又经济实惠，就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
7
张后：
美国作家稿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或者他们出书的方式？
顾艳：
在美国出书与中国出书，完全是不一样的思路。在中国通常是作家写完书稿，去联系出版社的编辑，或者有时是出版社有某个选题和创意，约一些名家来写书。而美国真正成功的作家，往往都是先与出版社签下出版合同，再把心里想写又被出版商认同了的故事写出来。基于这样的出版路数，有些作家很快就成为畅销书的作者了。因此作家和出版商，就像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谁也不想亏本。
我有个美国作家朋友，她告诉我她出书都是先写商业计划书，然后找经纪人。因为，经纪人会帮你去联系出版社编辑，到时候出版社编辑就会给你电子邮件或电话。如果恰谈成功，出版社决定出版你的书了，那么你的版税里面就要支付经纪人百分之十五的报酬。
出版社的版税，通常也是出版商估计书的销路情况和你作家的名声而定的。有的可能百分之十，或更高的版税；有的可能仅出版，根本就没有稿费。另外，如果你想自费出版，那么需要向出版公司买书号，自费印刷、自己发行。这两个方面，其实都和国内差不多的。
8
张后：
诗人雪迪也在美国，所以我向他总打听美国方方面面的人和事。你在美国生活那么久，你的生活习惯和在杭州时有什么不同？美国人有哪些“止语”或“禁忌”的东西？
顾艳：
在美国生活和杭州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在美国生活，必须十八般武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还要吃得起苦，耐得住寂寞和孤独。在美国的中国女性多半是女汉子，除非家里很有钱，方能养尊处优。一般在大城市还有公交、地铁。小城、小镇，甭说地铁，连公交车也没有。所以，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考驾照。
我现在生活的莱克星顿就是小城，确切些说是小镇。我们这里没有地铁、没有公交，通往住宅小区的路连行人道也没有。倘若不会开车，那真是寸步难行了。据说从前我们小镇有火车，最远可以到纽约；后来坐的人少，政府把火车站拆掉了。现在小镇上的人如果去纽约，要么坐飞机，要么开汽车去。而在杭州，四通八达的交通出行很方便。小区里就有农贸市场，大小超市也不少，不用费多大劲，就可以把事情都办妥了。但在美国办事效率很低，去趟中国超市来回开车需要两个多小时。有时家里车库门坏了，找人来修，一是贵，二是叫不应，待他们来修，都几个月过去了。因此，这时候我们就干脆自己学着修。一边学，一边摸索着，到后来我们都变成师傅了。
在美国只要你走在住宅小区路上，无论遇见行人，还是汽车，不管你认识还是不认识，你都必须尽量挥手打招呼。如果你正在开车，在小区里遇见行人，不管认识不认识，也要挥手打招呼。这是美国人的基本礼貌。在美国有些小区的住宅，都是间隔比较远的独立别墅；这时候你要看清路面，哪些是公路，哪些是私家的路。因为有些别墅，从公路到私人别墅还有一条长长的路，这条路就是这栋别墅人家的。如果铺了柏油马路，那就是这栋别墅的主人自己掏钱铺的路，因此不能随便走过去。另外，也尽量不要对着别人家的房子拍照片，因为主人家不知道你在拍什么，若报警就会遇到麻烦。
在我们小区就是隔壁邻居，也不会轻易走进邻居家的领地，见了面远远打个招呼。只有特别要好的同事住在隔壁，才会被邀请进屋来聊天。当然聊天的内容也是尽量回避政治，谨小慎微的。这不等于他们不关心政治，而是他们知道法律的厉害，谁也不想白白被罚款，或者惹麻烦。
在美国即使是自己小区，天黑了也不要出去散歩，因为没有人能保证你不受伤害，平时进出开汽车是最安全的。如果你到餐馆吃饭，结帐时都要付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小费。美国人平时穿的很随便，但一到正式场合都穿正装，绝对不会穿牛仔裤和T恤衫；而且不会大呼小叫，叽叽喳喳的。倘若你特别好客，想送他们东西；但他们却成为了负担，因为无功不受禄，反倒让他们感到不舒服了。另外，你也许实在太喜欢他们了，总想和他们合影，却不知他们虽然难以拒绝地和你合影了，但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因此，在美国尽量不要随便送人礼物，也不要主动地要求别人和你合影；做到不卑不亢，保持自尊，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是诚实，不要说谎，讲信用。
9
张后：
现在你在美国时间多还是在杭州时间多？可否描述一下你记忆中的杭州？
顾艳：
最近三年，我在美国时间比较多，因为我退休了。去年5月，母亲去世，杭州就没啥亲人了。说起杭州，我父母家族里，就我一个是真正的杭州人。我出生在杭州，又在杭州长大，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生长在天堂的杭州女人，不由自主地就会产生某种优越感。她们心系家园，相夫教子，对家庭大多都有一份强烈的责任感；同时她们又都是爱漂亮的女人。无论旧时代的杭州女人，还是新时期的杭州女人，概不例外。
旧时代杭州女人的主要职业，是家庭主妇。她们靠丈夫的经济来源生活，也有靠自己挣钱养家糊口的。有钱人家的太太、姨太太，她们对穿着打扮很讲究。喜欢烫长波浪，穿旗袍。那时候的旗袍，是清代直筒式旗袍；即腰部无曲线，下摆和袖口处较大，配上琵琶襟马甲和花盆底旗鞋，俨然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了。然而，无论她们怎么像贵妇人，那没有经岁月淘洗过的怯懦，让人觉得小家碧玉似的楚楚动人。
到了解放初期，杭州女人已不再像从前那样，靠丈夫的收入吃饭。她们有了自己的工作，不再当全职主妇。她们穿的旗袍，也已经过了一次次改良。从腰部无曲线，到曲线明显；并且连袖筒都剪了去。这期间的杭州女人，扬眉吐气多了。她们走出闺房，走进社会。她们比从前懂得了不少，原来女人是可以在社会舞台上施展才能的。她们一改从前的怯懦，便有了杭州女人“刀子嘴，豆腐心”的说法。
那些从前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太太，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后，看看她们的手便知道已由柔嫩过渡到粗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们也会用家里节省下来的煤饼票、布票、粮票到小河上农民的船里去换鸡蛋。这个时期的杭州女人，无论老年、中年、少年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却是能够安心地过着小日子。比如：邻家新媳妇，自己绣着漂亮精美的枕套，钩着漂亮雅致的台布和窗帘，心里就充溢着一份感情的欣悦。那时候的经济条件和住房条件都不理想，大部分家庭没有卫生设备。杭州女人夏天洗澡，也只能在木盆里盛上水。但那一份自足与从容，却是别的时光不多见的。
那是属于“红海洋”时代，举国上下都热衷于穿绿军装、绿军裤，但杭州女人很少穿这一类服装。杭州女人那时候对服装的审美标准，是以上海的流行时尚为标准的。所以到上海买花布、买衣服，就是杭州女人心里最开心的事。一旦穿上一件时髦的新衣，朋友问：“这是上海买的吧！”杭州女人心里就甜滋滋的。这表明着一种经济状况，也表明着这个女人走在了别的杭州女人的前列。
然而，杭州女人大多又是本分的。她们很少愿意离开家乡，到外边去闯世界。她们也不太愿意嫁给外地人。她们固守着传统习俗，大有把小日子过到底的意思。如果是女孩，到了寒暑假或节假日，便会邀上三五好友，去逛街、游湖、登山，家里经济条件好一些的，会租上一条自划船，从湖滨划到三潭印月，再划到平湖秋月。杭州女人就是这样本分地生活着，但我却不是这样的。细想想，我这样的不安分，骨子里还是遺传了我祖父母和父母的上海人习性吧！
10
张后：
你的写作习惯是怎么样的？比如对于一首诗的完成，是一挥而就，还是几易其稿？你还记得你的第一首诗是怎么写的吗？
顾艳：
每一个写作者也许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尤其是写作女人，她们天生喜欢幽暗、喜欢
在如洞穴般的屋子里点燃一盏昏黄的灯。然后在幽幽的阴郁氛围中，顿觉嘈杂错乱的世界已离她们远去。她们便心儿宁静，一种美好的写作感觉才会找到。这时候她们或倚靠床头，或伏案而写，都是一种久已养成的习惯。
我的习惯是：案头必须有一杯沁人心脾的龙井茶，窗台上必须常年有一束红玫瑰。写作时喜欢穿舒适宽松的漂亮衣服，喜欢在耳后根抹点儿香水。香水仿佛是一贴清醒剂，它常使我思路清晰，感觉良好，一写就是一个下午。
那时光，在杭州能深交的朋友不多，因此也就少了精神上的互相鼓励和启发。一切都是自我坚持、自我生长。写作越来越成了个人的事。个人的造化在哪里就在哪里。所以，思想比写作更重要。有时看似坐在桌前写作，却什么也没有写。不写作时，依然在写的感觉，便多了一份虚无。虚无使我整个人不堪重负，使我觉得光阴如梭。
我常常反思自省，我都写了些什么？我不能罗里罗嗦、唠唠叨叨写些轻飘飘的文字，我亦不能和尚敲木鱼般重复自己。那么拓宽自己的写作疆域是多么重要。作为一个作家，我所要面对的是与自己挑战。于是，除诗歌外，我就涉及了多种写作领域，出版著作28部著作。小说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夜上海》、《辛亥风云》等，散文代表作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岁月》、《岁月繁花》等；诗歌代表作有：诗集《火的雕像》、《顾艳短诗选》等；另有传记《译界奇人——林纾传》，评传《让苦难变成海与森林——陈思和评传》，人物印象书籍《早安，写作》，建筑类书籍《到莫干山看老别墅》、教育类书籍《孩子，你如此优美》，以及译作《程砚秋与现代京剧发展研究》等。
其实，写作的源泉来源于生活与爱，而爱与生活都不是一件容易事。生活是冷酷无情的，它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小说把它写成什么样子，它就成为什么样子了。我到过许多地方，在底层社会与工人、农民同呼吸共命运过，见过无数个坎坷命运的人，生活还有什么没有展示出来的？生与死、爱与恨、穷与富、善良与邪恶、忠诚与欺诈、高贵与卑贱等等，这些人生中的大问题，都有现成的规范和答案。然而写作者是美好的，也是充实的。我喜欢在我制造的写作氛围里，元气充盈地思考与写作。
说到写诗，我到至今都是一挥而就，日后最多修改几个看着不舒服的字。若让我反复修改，那我有可能越改越坏，改得没灵气了。因此，如果一挥而就没写好的诗，那我就废了，不要了，重新再写过。我的第一首诗《断桥》，写于1979年秋天。写在一个红绸缎面的笔记本里，全诗是这样的：
无花的岁月
春便暗淡
暗淡成抑郁的女子
断桥不断
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
早成过去
羊皮靴子在桥面穿梭
凭栏直立
乃端庄、娴雅、飘逸
柳岸与平湖
掩映不尽
桥下湖水潺潺的
尽是杭州姑娘的梦幻
那年，我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因为我要准备高考了，没有继续写下去。直到1980年才开始真正写诗。1981年3月《北方文学》发表了我的诗歌处女作。
11
张后：
成年人的生活都是相似的，只有童年各有不同，我们再聊一聊你的童年？
顾艳：
母亲生下我时，我又瘦又弱一点也不漂亮。母亲就给我取了一个最最艳丽的名字-——顾艳。待到上户口时，我的祖母不同意了，想了想说：“必须按族谱上的辈份儿取，就叫她顾志英吧！”祖母补充道：“志，后面添个英，让她日后既不失女孩的美貌，又具有巾国不让须眉的英气。”母亲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名字，委屈地把她取的顾艳，成了户口薄上的别名。然后对我父亲说：“你妈取的名字太俗气了。”我父亲说：“你嫌俗气，那家里叫她‘小英子’吧！”
母亲给我取的名字没有派上用场，也许冥冥中人因名字而变化。我长到五六岁也没有艳丽起来，反倒经常生病，长得面黄肌瘦越发难看了。母亲摇头说：“这女儿一点也不像我，不但相貌不像，连脾气也是特别。”
我的父母都生得一表人材，我这个女儿本来也不该退化，但我小时候鼻涕总是挂在嘴唇上，又不喜欢打扮，连外婆给我系在辫子上的蝴蝶结也被我扯掉；还常常和“野孩子”去后院赤脚爬树，气得外婆拿着晾衣杆来打我的屁股。这让我那把容貌、仪表看得很重又很有洁癖的母亲，对我有诸多责备。她说：“你是野孩子，没有教养。”自此，她就嘱咐外婆严加管教，罗列了许多个“不许”。比如：走路，不许和同学抠肩搭背。吃饭，不许叭咋叭咋发出声音。头发，不许披头散发。写字，不许趴在桌子上。衣裤，不能超过三四种颜色于一身。见到长辈和老师，要眼睛看着对方的脸称呼；等等。
我开始怕挨骂，尽量努力去做到，可是有一次和三四个同学放学回家时，又在马路上抠肩搭背了。走到离家附近，正巧被外婆看到，外婆说：“这样走路成何体统？下次再让我看见，小心打断你的腿。”外婆当然是吓唬我的，但七八岁的我确实被吓唬倒了。当然，几天后我又我行我素，不听劝告，自作主张；被外婆抓到后，还理由十足地说：“外婆你重男轻女，你为什么不要求哥哥那么多？”
我顶撞外婆后，还没等外婆反应过来，自己先逃跑了。我拼命往外跑，想离开这个讨厌的家，但一时不知道去哪里。在家附近的人民电影院门口徘徊了一阵后，我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回母亲家去。走啊，走啊，我一直走到天黑，进母亲家院子时，一条大黄狗朝我猛扑过来，吓得我浑身颤抖，死命儿地往楼上跑，最后拌倒在楼梯上。从此，我就落下了怕狗的毛病。直到现在，只要有狗在款款散歩，我都会绕道而行。
小学乃至初中，我都只是个黄毛丫头，一不起眼，二不漂亮，自卑感十足。我外婆、外公也都一表人材。外婆到了60多岁，还依然眉清目秀。她的鹅蛋脸、高鼻梁、大眼睛始终是我羡慕的。我小时候有时想，我是不是真的捡来的？为什么我没有遗传到外婆的大眼睛和高鼻梁？为什么母亲和我开玩笑老说：“鼻涕阿二，你是我们家捡来的。”就这样，我在怀疑、自卑、规矩和反抗中度过了我的童年。
直到有一天，外婆已经去世，我也回到了父母身边。母亲见我都是初三的学生了，就每月给我10元零花钱。10元，在那个时代还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母亲说：“节约些，把剩下的钱存到银行去，你自己去银行开个存折吧！”于是，我去了银行。储蓄员说：“叫什么名字，存多少钱，先填张单子。”我接过单子，填了“顾艳”和“20元”。一会儿，我就拿着储蓄员给我的储蓄卡回家了。我心里想我不要再做黄毛丫头顾志英了，我要与过去的我告别。我现在是顾艳，一个全新的人生开始了。（当然，我并没有去派出所把别名顾艳，移作正名。）
然而，就在我心里把自己叫做顾艳后，我少女般芬芳的面容和身姿，开始花朵儿般娇艳。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别人开始关注我了，到了高中别人把我说成校花了。这和我的童年反差太大了，我一时无所适从。慢慢地，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我的20多寸的大幅照片，从解放街的海燕、长江照相馆，一直陈列到延安路上的杭州照相馆，我这才开始有了自信，才开始想应该去考文工团。后来，我这个黄毛丫头，简直就像做梦一般地考上了文工团；接着又考上了大学，再后来又开始了写作生涯。直至，我把母亲取的“顾艳”的名字，堂堂正正地用在发表的文章上，用在著述上。
因此，走上文坛的是“顾艳”非“顾志英”也。
12
张后：
你为什么写诗？
顾艳：
“你为什么写诗呢？”清代学者刘熙载说过：“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也就是说，当你“言不尽意”或“言之不足”时，你就会寻找另外一种语言形式来表达；诗，就是最直接、最能够直抒胸意且带着韵律、声调、节奏、格式和语义的形象感，从而达到“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
1979年，我已经常去杭州延安路邮局买杂志了。我最喜欢《世界文学》。前面我已经说过，《世界文学》是我通向文学世界的一个起跑点。这年秋天，我父亲的“右派”问题刚刚得到平反，家里的空气好了起来。我的心情也随之而好，并且目标明确，明年参加高考。这时候，我除了复习功课，就是看文学书籍。看多了，忽然觉得我也能写。我有那么多的感受和经历，为什么不把它们写出来呢？我为什么不写诗呢？就这样考进杭州大学后，我就开始写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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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后：
我一直都喜欢人物传记这类的读物，我创刊《访谈家》也受之影响，其实小时候也读过一点家里早年流传下来的林纾译著，知道他是译界传奇人物，在不懂外语的情况之下，光凭别人囗述便可将外国作品转译成中文，据悉林纾一生译著欧美小说一百八十多种，其中三十多种为世界名著，大大开阔了中国作家们的眼界和艺术视野，为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想知道你是在什么机缘下要写《林纾传》的？这块“骨头”不好啃，时境不同，其难度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能否谈些这部传记写作过程？
顾艳：
是这样的。2011年10月，我的父亲病重去世了。我从美国飞回来陪伴父亲走完生命最后一程后，料理完丧事，又飞去美国斯坦福大学。2012年4月，我回到杭州，偶然在《文艺报》上看到一则撰写一百位历史名人的消息。望着赫然在目的名字，那些没认领的，还待作家们去认领呢！
我一眼就看见林纾这个名字，再看，他还没有被认领，我就有了要认领他的想法。到了第二天晚上，想认领他的感觉越来越强，几乎有点安奈不住了。于是，我就给中国作协副主席、“丛书”编委会主任何建明先生打电话，提出认领林纾的要求。他告诉我申请认领后，必须提交“写作大纲”由专家组讨论，只有通过“写作大纲”，才能开始进入下一步的工作。
2013年9月，我经过了一年多的资料收集工作，及赴林纾福州老家实地考查后，撰写的“林纾大纲”顺利通过了专家组的论证。就是说，我有资格写这本书了；但秋季教学工作比较忙碌，我拖到了2014年的寒假才开始动笔。从开始收集资料、写大纲到书稿完成，整整三年我都在为《林纾传》忙碌，没再去美国。
2015年4月，我在杭州完成了《译界奇人——林纾传》的写作，把书稿交到了编委会，由文史专家和文学专家轮流审查。审查是极其严格的，据说有不少完成书稿的作者，最后没有通过审查。所以，我有点紧张。幸好5月底，我去了美国华盛顿和李大学。在美国的一个多月里，我提心吊胆地生怕书稿通不过，连走路都在回想书中的内容，以确定自己在文史方面没啥问题，再确定在文学方面亦无啥问题；內心便有了底气和自信。
回来后不久，果然收到了书稿的回复，告诉我稍作修改，便可以出版了。这让我十分欣喜。毕竟，这三年多来，我一直与林纾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林纾由来以久，不仅因为他是我祖父在京师大学堂的老师，更重要的是他传奇的一生和独立的人格与品德。2016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译界奇人——林纾传》，责编是林金荣女士。
关于这部书的内容，我可以摘录书中的“引言”，让读者大致了解一下林纾的其人其事：
引言
林纾——多采多姿的一生
林纾，字琴南，是精神力量超越时代的一位奇人。他洞察、转变、从先进的维新党到顽固的守旧者，他影响着他的世纪，乃至下一个世纪的文学。他对于行将崩溃的旧世界，有着切肤之痛。人们清楚地看到在“五四”新文学开创者们与他那场力量悬殊的论战中，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摇摇欲坠。所以，长期以来，国内诸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始终一贯地认为林纾是“封建复古派、国粹派”，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势力的一个代言人”。[1]
如果说“五四” 时期,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战士为代表的“新青年”，可比作最光辉灿烂的群星，那么林纾则是孤军作战，宛如黎明前陨落的星辰了。在他战斗的过程中，尽管陈独秀策划钱玄同、刘半农演出的一场“双簧戏”, 并被陈独秀以“一种武断的态度”，“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胡适语），批评得邪恶无耻，但这场笔战终究还是加快了文学革命的步伐。林纾心里明白，大势所趋也。不过他还是死不认帐，坚持斗争，至死顽强得像个孤独的勇士。然而，令后人遗憾的是：“原本只是从事学理讨论、学术论争的林纾，却无意识地充当了段祺瑞政府的帮凶；这在段祺瑞政府后来成为历史陈迹，而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成为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形象后，林纾在五四历史记忆架构中的形象，理所当然比较尴尬、比较负面。”[2]因此，晚年林纾在两面夹攻中过日子，身临其境的痛苦、孤独和落漠，只有他自己最能深刻体会。钱基博曾经说：“于是纾之学，一绌于章炳麟，再蹶胡适。”[3]
林纾去世前的那个正月初一，他撰一幅春联道：“遂心唯有看山好，涉世深知寡过难。”这不是一般的感叹命运，而是倾吐着内心无法排遣的忧愤、苦恼、不被人理解的隐恨。我们仿佛从诗中看到了一个孤独老人，双手反背，低垂着眼睑，沮丧、悲愤、忧患、无奈地徘徊在他家门前的小道上。
1924年10月19日，林纾在北京溘然长逝。新文化阵营，竟没有一位人物前往吊唁。仿佛这样一个守旧的顽固老头子逝世，根本不必表示哀悼。然而，林纾毕竟也是一位人物。早在十九世纪末，林纾因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名震文坛。这成功大大地超越了他自己的期望，连严复也写诗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魂。”
然而，他的至死不被新文坛认同，并不是新文坛所有成员都不知道他盛年时期属于改革派，拥护“立宪之政体”；而他早年《闽中新乐府》诗集里运用的白话，算起来也可说是白话诗的鼻祖了。尽管林纾一生十一次谒光绪陵，并在《御书记》中道：“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终始也。”究其原因，也许不仅仅是他的顽固守旧，自然还有他性格上的倔强耿直、脾气急躁；以及还有那“好名之心跃如”。
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为文学、学术，绘画贡献了毕生精力；为古文，甚至拼到了生命最后一口气，其被冷落的场景，之于他是一种浸入骨髓的孤独。可是岁月在流动，历史无情地抛弃了他那曾经洋溢的思想，他又怎能死而冥目？！
此后，林纾被戴上“封建复古派”、“国粹派”的帽子，载入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之中，有较多的史家们为“五四”时期的林纾，罗列三大罪状:“一主动挑起这场新旧思潮之争，并对新文化阵营的重要人物进行人身攻击；二企图借助北洋军阀的势力扑杀新文化运动；三在整个论争中都顽固地站在封建复古派的立场上,是当时守旧势力的代表。”可以说，这三大罪状并不是史家们分析史料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见解；而是复述新文化阵营中某位重要人物的说法。
如果说，生命是个圆球；那么，林纾在穿越时空后滚落尘埃，又回到了中国文坛。我们将如何来审视这近一个世纪的人物？一个世纪，中国的命运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纾的形象自然随历史的演化，而被众多学者专家重新评价，这是他一定不会梦想到自己死后被批判长达半个多世纪后，竟然“柳岸花明又一村”得到了那么多的公正评论，赋于他的光荣亦是如此之辉煌。
因此，许多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如同政治上的林则徐、思想上的严复一样，林纾对晚清民国社会发展和文化教育有着独特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和贡献。由此，我们反思一个伟大的事业，常超越它们的创始者而前进。当然，林纾曾经对于命运所给予他的任务提出抗议；但林纾——这孤独者，仍为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创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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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后：
你不仅写诗，还写随笔、散文和小说，你认为这三者之间的相通之处与不同之处有哪些？
顾艳：
艺术是相通的。诗歌、散文、小说，在艺术上也是相通的。诗人是大地的赤子。诗歌创作与生命体验有关，与人的智力和技艺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灵魂有关，并且最终是灵魂的质量决定了诗歌的质量。诗歌的精神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只有进入语言，人才与世界和自身相遇，存在才从遮蔽中显现、召唤出来。而诗，正是在这种语言活动中才会创造出奇迹。也就是说，诗靠语言生成，但它在达成更高意境时必须是超乎语言的。所以诗歌写作，语言的表达至关重要。
我出版过三部诗集。我最早写短诗，后来写长诗。拿我当年写长诗时的话来说：“我开始考虑到梦的诀窍在视觉中的跳跃，我需要的是深度的洞察力，而不是澄清的技巧。”因此，我后来的诗越写越长，写几百行的诗才感到过瘾。这就是一个探索与变化的过程。
散文、随笔，相对来说与诗歌比较接近，但它更在乎真实的表达。当然，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在20世纪80年代，我一边写诗歌，一边也写散文。如果诗歌是一种精神，那么散文就是要让读者听到你真实的声音。所以无论心灵散文，还是历史随笔都贵在真。只有真实的感情，才能感动读者。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散文大国，古代散文总是脱不了八股文的窠臼，这与当时的政治体制有关。应该说秦汉是只大筛子，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被这个时代狠狠筛过之后，存活下来的只有：儒和道。后来佛教的传入才有了：释。于是儒、道、释就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精神状态的三根支柱。
我们通常会问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如何才能渗透生和死？这似乎是东西方哲人们大致相同的思考问题。中国的老子庄子，他们的思维如云如水，御风而行，就连孔子的学说，也如纳百川于一海，潇洒灵动。而西方哲人的学说，就没有了水一样的感觉。他们更多的是泥土的气息。因此孔子的儒家文化，重视人与人的关系，以“仁者爱人”形成有秩序的社会，这种传统更多地基于我们的感性；而西方文化的传统来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的哲学着力于探寻客观事物本质，探寻这个世界由哪些元素构成的；由此发展了数学、几何等。这就是中西方的差别。
我出版过《欲望的火焰》、《岁月繁花》、《一个人的岁月》等8部散文集。就在2018年，我在停笔时段还出版了一部《早安，写作》的书。这些散文集中，有日常生活，也有人文历史随笔。散文除了真，还要语言美，有节奏感，有气韵。我写散文喜欢用两种笔调，就是感性与理性的笔调。如果抒情散文，那么我尽量用饱满的激情去倾诉和吟唱，尽量不让气韵中断。如果是哲理散文，那么我就要气沉丹田，让自己先有一种厚厚的感觉。有了冷静和厚度，才能更好地思辩。因此，写作的要素我想：一是激情，二是理性。只有理性，才能使人高贵。
人的生存方式有很多种，但重要的是选择最适合你自己的那一种。我们写散文也一样，要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一种表达方法。同时我们不能把自己掏空了，去模仿别人。散文说到底，就需要自己生命的血肉和骨殖。散文不能像我们中国如今的建筑那样，失去个性找不到自己的词汇。其实我们的建筑，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实在是蛮可悲的。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土地，怎么就让别人来实验他们的词汇，驰骋他们的想象？我们全国人民千篇一律的民宅，走在异地真是有他乡遇故乡的感觉。
说起小说，有种叫做散文化小说。也就是说，小说与散文比较接近，与诗歌完全是两码事，但也还是有相通的地方。比如，我写了十年的诗歌和散文，1991年我开始写小说了。一开始写短篇小说，我最先想的就是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语调？我用的就是诗歌语言来写小说的，那是一种节奏比较快的语调。想着快节奏，有激情，就能读起来比较通畅一些。后来我的小说，被一些评论家说成是诗性小说。我出版过十多部小说，但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具有诗性语言的小说。这说明在我的写作中，诗歌、散文、小说都是相通的；它们大大地拓宽了我的写作领域。
如今，我停笔五年后，又开始写作了。我渴望我的写作，是一种智性表达。智性在语言表达里有四种，即苏格拉底的死亡式、耶稣的神性式、孔子的虚幻式和佛陀的虚无式。我希望我无论写诗、散文，还是小说和传记，都能够越写越好吧！
2020年7月，美国莱克星顿小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