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进入诗殿堂的引路人是余光中。她在小书摊上结识了周梦蝶，交往了台湾的一大半诗人。她曾为保钓而启用笔名“夏云”。她是个编辑，发现和提携了许多作家，编纂了多本海外华人的诗选。她是最早和大陆作家来往的海外编辑。她越忙越有诗写，她在英文的世界里保持中文写作的纯粹性。她曾经创办了《儿童月刊》。她叫王渝。
謝勳訪談王渝
謝：妳年輕時是在什麼情況下進入詩的世界？
王：1960年，我大學三年級的寒假，參加歲寒三友社的現代詩講習。這類活動都是專門爲大學生辦的。除了現代詩講習，還有許多其他活動。我們全體住在東海大學的宿舍。那時東海大學給我的印象很美好。我們的講師是著名的詩人余光中老師。也許因為他是詩人，讓我感覺非常親切，上課有時在教室，有時在校園一處景觀美麗之處。他的講述似乎隨意，卻是內容豐富，言語風趣，時時引起一陣笑聲。對我而言，他打開了一扇窗：原以為高不可攀的現代詩，竟是不難接近。
後來，他讓我們練習寫詩，大家都很起勁。大多數人都交出了作業，我也是。當時寫的甚麽，我記不得了。但是那首詩余老師把它在《藍星》登了出來，那是他主編的詩刊。講習結束回到台北，我便時常去他們廈門街的家。我喜歡坐在那裡聽前輩詩人聊天。
余光中老師對於後進非常照顧，介紹我讀好的作品，除了台灣當代詩人作品，也有英美詩。他同時繼續指點我寫詩鼓勵我寫詩，不斷幫我發表作品。他編輯《文星》刊物的詩頁時，也用過我的詩。他甚至有時會帶我去參加一些關於詩的活動。有次讓我朗誦他的詩，我傻里傻氣就做了。其實我的朗誦很糟，我四聲不正五音不全。至今我還保留他因為那次朗誦為我手書的一段詩。
謝：當時「七十年代詩選」選了五位女詩人，妳是其中之一。編者以「回來吧東方的月亮」的標題定位妳。能談談這件往事嗎？現在回顧過去，妳有何感想？
王：後來碰上周夢蝶，更加擴展了我和當時台灣詩人的交往。許多成了終身的好朋友。像楚戈、羅英、辛鬱、秦松、張拓蕪、曹陽、趙一夫、瘂弦、鄭愁予等等。
這就和我要好的那夥友人有關了。主要就是他們想念我。那時我在紐約，他們給我寫信都是幾個人合寫，用很薄的紙，寫很小的字，密密麻麻。因為郵費很貴啊，那時他們都很窮。他們寫的不外他們在做甚麽和對我的想念。月亮有思念的意思吧。我猜想十之八九是辛鬱出的主意。
哦，這裡我正好提一下，那篇介紹我的文字是包奕明所寫。大家以為辛鬱寫的。那時包奕明有問題，在台灣的黑名單上。所以，辛鬱也不能說甚麽。
謝：能否談談你和周夢蝶認識的經過情形？（你看加個問題是否好些？問題你另外寫。）
有天我到《明星》咖啡館買一種軟糖，出來發現門口有個書攤，攤子上放的全是詩集。我興奮的不得了，這本看看，那本看看。後來選了吳望堯，還有另外兩個人的詩。我準備付錢時，才發現書攤旁邊坐了一個奇怪的老頭。他抿着嘴對我笑。我問他多少錢，他說了個數目，我聽了大叫：“怎麽這麽便宜？”就這樣我們開始談起詩，越談越開心。一步就成了忘年交。第二天我便帶了好友洛冰來書攤。她要買吳望堯的詩集，因為她正迷上吳望堯的詩。
在這個書攤上我認識了楚戈他們。他們都沒電話，夢蝶兄的書攤便成了聯絡中心。這夥朋友又介紹了許多禁書給我，有的是他們手抄給我讀。從他們那裡我知道了綠原、廢名……。談到這些我想起瘂弦背誦綠原詩的模樣。沒想到幾十年後，他竟然坐在綠原的家裡背誦給他聽。而綠原的外孫女冰果則成了我要好的小朋友。
謝：我相信妳當時認識的詩人，幾乎是全台灣重要詩人的近半。你們當時有沒有想過如何讓現代詩普及社會大眾？還是以小眾為榮或感到滿足？
王：我當時認識的詩人除了余光中，在當時並沒有被當做重要詩人。我自己幾乎生活在很小的天地中：家庭和學校。我愛古典詩詞，讀到心裡去的都屬於抒情作品。我已經迷上《紅樓夢》，但是那裡懂得曹雪芹那“一把辛酸淚”呢？至於西方作品，我不過讀了故事，總是覺得隔。我在文學上很遲鈍。我的詩都是抒發個人生活中瑣碎細微的感覺。
羅英和我初中同學，在班上都算作文好的。她的作品發表在《野風》上，而我還只在中學生刊物登出作文。
我的那夥詩友卻不一樣。我也是後來慢慢體會到的。他們不屑符合官方文藝政策，又不免有顧忌，為了表達心意，於是從“橫的移植”來的西方現代詩中，學到大量使用象徵、意象和隱喻的手法。雖然曲折隱晦，有些作品仍然非常觸動讀者，如商禽的《長頸鹿》，之類。
那個階段還是不太成熟，他們也許沒有想到推廣普及現代詩，我覺得他們確實有心寫好現代詩，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試探。至於以小眾為榮而感到滿足的心情，我不曾在他們身上感覺到。
他們是後來越來越在詩壇凸顯。
謝：到了美國之後，妳開始以新的筆名「夏雲」寫詩。是麼？
王：1970年發生了保衛釣魚臺運動。起因是日本宣稱釣魚臺群島屬於他們。我們這些台灣教育出來的乖乖牌留學生，第一次團結起來走上街頭，要求政府保衛釣魚臺。原本是一場單純的保土愛國運動，由於台灣當局反應不當，而派出來疏導的官員又十分顢頇，以至於把對政府的請願演變成批評。於是許多人上了黑名單，我是其中之一。從此我開始用筆名“夏雲”發表作品。
謝：妳寫詩不久就參與很多文學選集的編輯，包括詩方面。是什麼因緣？這不就影響了妳寫詩的時間了嗎？
王：我確實參與不少文學選集的編輯，但是編輯的詩集並不多，倒是經常舉辦關於詩的活動。比較值得一提是替香港三聯編的《海外華人作家詩選》，那時兩岸交流不多，主要是向大陸介紹海外詩人，其中不少都是台灣已成名的詩人。
那是因為我參加了《美洲華僑日報》的工作。這是一份左傾報紙。抗戰期間此地進步華僑所創辦。我擔任的是主編副刊的工作。我運氣好碰上好時機，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大陸開始開放，所以除了此地華人的稿子，我還收到許多大陸來稿，包括許多當時的名作家。也最先有機會介紹大陸作家詩人藝術家。
可以說是佔了天時地利，記得我們曾經徵文，要求寫某一天的生活，收到大陸許多地區來稿，內容極為精彩。我還曾請兩位作家寫訪問，完全由被訪者自述，各種不同的口氣，生動、活潑又有趣。後來出了專書，還被翻譯成幾國文字。
這樣一來自然而然我和大陸文壇建立了相當密切的關係。由於我自己寫詩，結交的詩人朋友特別多。我擔任北島主編的《今天》雜誌的編輯室主任，又讓我接觸到許多大陸體制外的傑出作家，無疑最多的是詩人。《今天》最先就是由地下朦朧詩人北島、芒克等創辦的。同時我也在上海《收穫》介紹台灣作家，第一個介紹是張系國。在上海《小說界》介紹留學生文學。爲香港三聯編輯《海外華人作家詩選》。和上海女評論家李子雲合編海外留學生小說選集。
我忙歸忙，寫詩歸寫詩。我寫作都在晚上，越晚越進入狀況。其他忙的事都在白天做。而且，越忙越能寫詩。沒事忙，詩也沒有了。
謝：妳移居美國多年，不斷寫詩，編輯詩選，舉辦關於詩的活動。從這些經驗中，妳有沒有發現過，海外華語詩人的作品如何有別於國內的？
王：我寫專欄，（這裡刪去一些字）常在專欄中不時會提到詩。畢竟，詩是我的最愛。
海外詩人的作品，總的說來風格比較獨立。我想跟寫作的心境有關。空間距離拉開了心理距離，不太受到國內詩創作流派的影響。越是從前這種現象越顯著，心笛的詩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當然身處海外也比較容易接受外來影響，像與心笛同時期的艾山。
自從網路發達以來，這種現象也越來越不存在了。現在真是天涯如比鄰。但是，我覺得海外寫作還是比較個人化。口語、抒情、朦朧、超現實、後現代，各式各樣，各寫各的。
謝：那麼請問：在這種英文為主流的大環境裡，華語詩人面對哪些挑戰和困難？
王：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答案。
我寫詩時完全忘記自己身處英文爲主流的大環境。我必須用中文構思，也必須用中文書寫。這可能跟我的英文不夠好有關係。
當然，我希望自己詩的接觸面能夠更爲廣大，尤其是生活在紐約這樣多元化的城市。我常去的咖啡店，老闆店員都說西班牙話；我買水果的店韓國人經營；我們隔壁公寓住的是前蘇聯來的移民。
Belladonna是此地的一個女性詩學團體，曾經邀請我去朗誦，用中英兩種語言。台灣來的年輕女詩人張家綸幫忙我，我們兩人分別把十二首詩翻譯成英文，印成小冊子。當時我感覺非常好，覺得能用另外一種語言表達詩情。
困境絕對有。由於我只能用中文寫詩，於是就無法與此地英文寫作的詩人打成一片。
謝：多年來妳積極編選海外詩人的作品。這些奉獻的願景是什麼呢？
王：主要是我喜歡詩，又因為編輯副刊，很自然會想到要編詩集，把海外詩人的作品介紹到國內去。其實，就是期望做到交流的目的。
最近編的《三重奏--美國華裔現代詩選集》，其中的詩包括三個階段：上世紀五十年代心笛他們；六十年代以來的秀陶、非馬、陳銘華等，以及近二十多年來的楓雨、陳九、阮克強等。編這本詩集多了一份意願，除了介紹他們的作品，也希望能展現不同時段中作品的特色。這本詩集的編輯還有陳銘華、洪君植等。
謝：能談一談有哪些華語和英語詩人對妳的詩觀，風格和關注有過影響的？
王：我喜歡的詩人很多。拿我們的新詩來談吧。我喜歡的詩人有穆旦、杜運燮、陳敬容、聞一多、廢名和綠原等等。後面兩位是我最先接觸到的前輩新詩作者。特別是綠原的詩。那時台灣禁書很嚴，沒到台灣的作家作品都禁。有人記得好詩手抄了，偷偷傳給我們閱讀。當時我喜愛楊喚的詩，沒見過他。他因車禍英年早逝。瘂弦他們告訴我他深受綠原的影響，也許是這個緣故我對綠原的詩非常嚮往。至今我還記得瘂弦背誦他的《小時候》：小時候/我不認識字，/媽媽就是圖書館。/我讀著媽媽---。
不知為什麼，外文詩我總是無法很投入，總感到一層隔。那時我們那夥在讀的，我也跟著讀就是了。梵樂希啦，艾略特啦等等。一直到許多年以後，我才真正愛上艾米莉·狄金蓀的睿智、秀逸和一種獨特的心境。她那首著名的《我是無名小卒》，我就非常喜愛。我很慶幸能讀她的原文作品。我買了各種她的譯本，也試著翻譯。發現翻譯詩太難。非常感謝諸多的譯者。
影響我的還是我的同輩年長詩人。我衷心想學余光中、瘂弦、林泠、鄭愁予，但是擔心畫虎不成，於是就安安份份地依著自己的性子，盡量求好地寫下去，
謝：從年輕到現在，妳的詩情，詩風和題材有過怎樣的轉變嗎？
王：這個問題我真的不知如何回答。我只能說，隨著年歲和人生的經驗增長，寫作在題材上加寬增多了些。由於一直在寫，又從事文學編輯的工作，使得我在寫作的表現上比較圓熟吧。
我不是個能寫大題材的人。我注重內心的感受，喜歡日常生活中發生的總總事務，著意經營陌生感，總希望別人閱讀時能感受到一份新穎。
謝：妳能談談，幾十年下來，詩在妳的生活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王：詩和我一直糾纏。遇到余光中老師之前，我已經愛上舊詩，喜歡背誦。後來也跟爸爸的好朋友曹伯伯學寫絕句律詩。胡適的《老鴉》，寫一隻不肯為了討一把小黃米，就對人家啞啞啼的烏鴉。我佩服烏鴉的骨氣，就用這首詩的意思寫了五絕《寒鴉》：寒風何凜冽？昏夜立殘枝。縱難覓微食，不訴巧言辭。後來竟刊在《暢流》雜誌，對我是很大的鼓勵。後來寫上新詩，到底更親，好像時時都和詩同在一起。付諸行動就是寫詩、編詩集、舉辦詩的活動。對了，今年四月，亦即詩之月，我們會舉辦法拉盛詩歌節。
謝：人權是妳一向關注的區塊。在這方面妳曾經以詩的語言來表述過嗎？
王：一定會的。1989天安門運動，我寫了不少首詩。余光中老師當時編了本選集，也用了一首我的詩。不過，他不知道是我，用的是筆名“夏雲”。唐山大地震我也寫了詩，也出了選集，也選了我的詩。李慶榮冤獄我寫了《你們的聲音》，致李慶榮。還有一些其他的。
謝：妳對不公不義的事情和弱勢團體總是有一份深切的同情和關注。當妳寫種詩的時候，如何避免讓訴求變成濫情或說教？
王：你問的好。我真的沒做好。致李慶榮那首，還喜歡。至於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所寫的，有的就又口號又標語。有的又軟弱隱晦。只有寫那位擋在坦克前面王維林的詩，自己還覺得滿意。
謝：我發現，寫詩的過程中結尾往往是最大的挑戰。當妳寫詩的時候，如何結尾對妳來說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對我來說，結尾和開頭都費周章。寫到最後，我希望留下悠悠不絕詩意的想象。不喜歡下結論，畫句點。說是這麼說，並不是就能做到。我的詩常常出現拙劣的結尾。這是我最近編自己的詩集明確發現的。
謝：最後請教妳一個問題。妳研究過兒童教育，創辦了「兒童月刊」。能談談妳對詩在兒童世界裡所能扮演的角色的一些看法？
王：從寫作的角度看，我認為兒童寫詩最能發揮想像力，受到的約束最小。創辦《兒童月刊》時，很幸運請到李南衡主編，而尉天驄策劃。他們都是注重兒童發揮創意的，刊物的百分之六十刊載兒童作品。這是和一般兒童刊物很不同的地方。兒童寫的詩還鼓勵兒童配插圖。有位小作者的詩可愛極了，林煥章編《兒童詩選讀》還選了他的詩。他叫林于竝，這樣寫《照鏡子》：你是我/我也是你/你被關在冰塊裡/跳不出來/我擠在大自然裡/跳不出去/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
謝：非常謝謝妳在趕著寫書，在年終節慶忙碌的時間裡作了這一場坦誠，而具有啟發性的訪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