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25年，我几乎没有乘过火车，美国人把火车作为交通工具的比例不多，远途乘飞机，近途开汽车，都比火车方便。虽然不乘火车，我却喜欢看各地的火车站，从东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到西部开发者最早建造的火车站，我都去看过，每每望着那伸向远方的铁轨，都给我带来无比的神秘感。到了欧洲，可看的就更多，上个月在荷兰，刚到阿姆斯特丹，就被中央火车站辉煌的建筑迷住了，这个建于18世纪的火车站，外表竟然像是天主教的教堂！还有一次去巴黎，慕名前往奥赛博物馆参观，它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博物馆”，而吸引我去的唯一原因是，这个博物馆从前是巴黎有名的中央火车站！在美国，我没有机会乘火车，去欧洲，我就不停地乘火车，坐在车厢里那份摇摇晃晃的感觉，以及车窗外稍纵即逝的风景，都把我带回到无比亲切熟悉的状态中。没有人知道，那仿佛是一个时光机，可以带我回到童年时代，回到我的初始之地。
前些日子，收到《台港文学选刊》的编辑游刃先生发来的微信，问我有没有关于铁路，关于火车站的文章，我惊讶于他如何知道我与铁路的缘分，如何知道我可以为此让我的记忆之花铺就成一篇文章？也许这一切纯属偶然，我总是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写下一些特别的文字，纪念铁轨、车站、火车，与我一生的不解之缘。
上一世纪6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江西南昌郊区，一个叫“向塘”的铁路小镇，是的，我是向塘铁路的孩子，在那里的铁路小学、铁路中学就读到18岁，然后去上海求学，大学毕业以后去南京工作，接着又来了美国，这一晃，一半以上的人生就过去了。可当我重新回到阔别30年的初始之地时，竟然发现，无论那里的外部场景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比如到处是高楼和汽车，比如昔日的尘土路都变成了柏油路，比如街两边的商店、饭馆比从前不知多了多少，但这一切并没有将我记忆中熟悉的东西抹去，我依然分辨得出那个小镇的结构，分辨得出哪里是我住过的新街、民主街，哪里是机务段、车轮场，哪里是从前的八排房子，分辨得出旧时火车站的进口，以及那些伸向远方的铁轨，在春天油菜花田野的映衬下，仿佛依然闪烁着童年时带给我的梦幻。
小时候望着看不到尽头的铁轨，就觉得很神秘，铁轨通向远方，而远方到底有多远，谁又能告诉我？人生下来就会情不自禁地追问三个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将如何从来处，到那遥不可及的去处？当我朦朦胧胧地开始想事儿的时候，我总会问自己，将来我是否也会乘上一列火车，到一个未知的远方，去追寻我人生的梦想？
在铁路上长大的孩子，见识会比乡村里的孩子多一些，因为常有乘火车从远方回来的人，比如某一家当火车司机的父亲，或者做乘务员的姐姐，带回一些远方的土产，或者异地的奇闻逸事，与左邻右舍分享的时候，那原本生活在与乡村无异的偏远地区的我们，就像有了一扇秘密之窗，可以窥视外面的世界。我对远方的向往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可能也因为这样的不同，作为铁路子弟的我们，常常在很多方面有很强的优越感，这份优越感，当然是和周边地方上的孩子相比时显现出来的。我们的父母都是铁路工人，那可是当时最吃香的“铁饭碗”，就这一点，也足以让人产生自豪感，这就是为什么那时候铁路上的孩子总看不起周围农村的小孩，动不动就骂他们“臭老表”，而他们身上也真的是臭的，因为在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的路上，我们常常看见他们跟着他们的妈妈，去我们的公共厕所掏大粪。那时候我并没有想过，为什么同是孩子，却有这样明显的等级之分？
说到等级，那时候的铁路人就是比别人高一等，我们坐火车是不需要买票的，大人总有办法可以获得免票，乘远途还可以拿到卧铺，这也是非铁路子弟望尘莫及之处。 我的先生1979年考上清华，从上饶到北京坐火车的经历是他一生的梦魇，上饶不是起点站，他要被人从窗口塞进车厢，然后金鸡独立站十几个小时，到上海之后，运气好才可以找到一个座位坐一下。在火车上，他看见过有人大小便失禁，看见过有人精神失常，看见过有婴儿热到窒息。所有这些经历我都没有过，因为铁路的孩子知道怎么利用自己的身份。我成年以后作过记者，别的同事常常为买不到火车票发愁，而我从来不事先买票，我知道从哪里可以进站，车厢门堵，我就从餐车上去，直接找车长，亮出记者证，他要我补票我就补，很多时候他就让我坐在餐车里，直到目的地。然而，不知为什么，30年后的今天，从前那些优越感在我心里早已荡然无存。我想到的是，如果火车是帮助我们实现人生理想的工具，谁能上，谁不能上，又由谁来分配？难道真有一双命运的手？为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让有些事情变得更公平？
也许生命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即使在铁路地区内部，每个孩子也过着不同的生活。许多家庭生了好几个孩子，却靠父亲一个人卖命的工资养活全家，母亲到处打临时工，孩子放了学也得去为生计帮忙。而干部家庭，父母一定都是双职工，工资福利在那个年代虽然也有限，但比那些贫穷家庭不知道好多少了，他们的孩子是可以去找娱乐的。我小时候的课余时间基本上是在娱乐中度过。
我们小镇中心有个铁路工人俱乐部，俱乐部旁边有个大操场，这是当年整个小镇的活动中心，也是最受铁路工人欢迎的“职工之家”，许多娱乐都在这里举行。我们在大操场看露天电影，在俱乐部的礼堂看样板戏和话剧，每年春节，还猜灯谜，举行康乐棋、绘画、书法等各种比赛，参赛的当然都是小镇上有闲情逸致的铁路工人，比如说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比如说外地来的单身。
那时候我年龄小，最喜欢的就是看电影，70年代的国产片《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草原英雄小姐妹》、还有《苦菜花》、《闪闪的红星》等等，样板戏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每部都看过。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人把这10年命名为“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革文化的命，我们这一代在文化荒芜中长大的小孩，没有奶吃的时候，喝狼奶也会得到相当的满足。多少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从小到大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慢性中毒阶段，需要更长的换血疗程才能把血液里的毒素清除掉。不过，在那时所看的电影中，有一部电影对我一生都是有益处的，具体名字忘了，是一部科教片，教人如何保护牙齿，就是看了那部电影之后，我学会了用正确的方法刷牙，而且特别注意牙齿的保护，以至于直到如今，我的牙齿从来没有给我找过麻烦。
如果说铁路工人俱乐部，在当时还属于“权贵阶层”享有，而旁边那个铁路地区大操场，却是深怀恻隐之心的公共场所，无论是谁，都可以到那里去散步，去乘凉，去看露天电影。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群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小孩在那里打雪仗，夏天的傍晚每天都有小孩在踢球，有时候球滚到乘凉的人身上，会挨一两句臭骂。而夏天乘凉的时候，大人小孩都会花一点小钱买一根冰棒，享受一份很大的奢侈。那时候总有人从车站的制冰场，用发给铁路工人防暑降温的免费冰票换来冰棒，再转手卖出，也是能挣一点钱的。我家隔壁一位小哥，初中毕业就不读书了，整天卖冰棒。他父母双亡，寄居在姑姑家，姑姑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把气发在他身上，左邻右舍都听她骂。她的名言“钱就是命，命就是钱，钱命紧相连”，一度成为邻居大人们背后取笑她的话柄，人们笑她的时候，心里未必觉得她说得不对，只是在我们的文化习惯中，有些事可以那样想、那样做，却是不可以直接了当那样说的。而这位小哥，挨骂的时候从不回嘴，他低着头，一边肩膀背着一个硕大的冰棒箱，那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和弟弟经常从他的手里买冰棒，那时糖水冰棒8分钱，奶油冰棒或绿豆冰棒1角2分钱，对于花得起这个钱的我们来说，这真是无比美妙的好时光！
那个操场，除了容纳铁路地区的人，还容纳外地来的无家可归者。那时候总有人讨饭讨到铁路上来，然后离开，我也见过一个可怜的女人，来了就没有走，白天捡菜场的烂菜叶充饥，晚上就睡在大操场的一个角落里，一年到头都是穿一件看不出颜色的破棉袄，夏天实在太热，破棉袄脱下来，里面只有一件很短的烂衣衫，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听说那个女人冻死了。谁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人们每天都看见她，却没有人跟她说话，她也从来没有找过人的麻烦，安安静静地像个哑巴，后来就安安静静地死了，她死了，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缺。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仍然留着深刻印象。我无法责怪人情的冷漠，那时候每个人都活得艰难，仅仅为了吃饱活着，其他生命的价值，谁有余力去探究？就是我们自己铁路上的孩子，自生自灭的也很多，那时候一家都有好几个小孩，父母能把我们喂饱就很不错了，别的事情基本上没有能力关照，所以那时候经常听到不幸的消息在铁路地区传播。某某小孩在河里游泳淹死了，某某小孩在铁轨上捡煤渣被火车轧死了，还听说过有小孩爬到废弃的油罐车里捉迷藏，因缺氧闷死了。而我小学里一位姓严的女同学，居然是去附近农民的水塘偷采菱角，坐在一个自家带去的小木盆里，小木盆在水上漂呀漂，忽然失去平衡，她跌进水里，从此就消失了。当时这些事情都很平淡的在人群中流传着，人们听见了，叹口气就走开了，父母们回家把小孩教训一通，隔夜也就忘了。那时候人死了就死了，活着的人依然要坚强地活下去。倒是现在，想起这些事的时候，我心里会被某种疼痛纠缠，人的一生是不是也像一列火车？从初始之地出发之后，能不能到达我们预期的终点，谁又能保证呢？
关于这个大操场，我还有一个深刻的记忆，这记忆是伴随着一对母女顽强的身影的。我有一个同学，父亲很早就因工伤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和妹妹艰难度日，他的妹妹有残障，生活不能自理，可想他的母亲是如何含辛茹苦。好不容易盼着儿子长到18岁高中毕业，马上就能有一个铁路上的工作，支撑这个家了，却在那年暑假，国家来了一个“严打”，我那同学，因为混在一群孩子中参与了打群架，被铁路公安局抓获，为了满足“严打”名额，他也被打掉了。那时候的子弹费涨至两毛，他的妈妈是在为他收尸的同时，交这两毛钱子弹费的。从那以后，我常看见他的妈妈领着他的妹妹，在向塘地区的大操场上走路，开始他妈妈搀着他妹妹的手，后来终于可以放开手，让她自己跌跌撞撞地走。哦，这位母亲，从前她生命的全部希望就是儿子赶快长大，如今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女儿有能力独自迈出艰难的一步，在她哪天突然离世的时候，可以一个人继续走下去……
这样的事情，也许我早都该从记忆中抹去，因为人们再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情还会发生。30年来，我的家乡小镇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这种时代的变迁，有时还真让人产生幻觉，尽管我记忆里还是有从前熟悉的一切印象，但那些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外表，足以在我心头产生强烈震憾。
别的不说，就说火车吧，从前那鸣着汽笛，喷着烟雾的庞然大物，那在铁轨上行驶了两个多世纪的蒸气式火车，是我小时候每天都见到的，可它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吗？为什么我们现在完全看不到它的踪影了？现在取代蒸汽式火车的全都是快速动车、高铁，一般的火车也全都是机动车。那些火车司机们，再也不用穿从前那样的“油包”工作服，他们可以穿着亮丽的衬衫、皮鞋，头上抹着铮亮的油膏，边在手机上聊着天边开着火车，一切都那么惬意、舒适，多好！
火车先进了，火车站也换了新装，从前破旧简陋的向塘火车站，早已变成两层牌楼式的新建筑。我家乡的好友帮我找来不少珍贵的照片，有遥远年代的黑白照，还有新的彩照。一张向塘车站旧貌换新颜的照片令我欣喜，我从那张照片上看出许多信息，我看出经济的发展，看出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从前拼死拼活勉强果腹的铁路工人，已摆脱贫穷，跨入衣食无忧的小康状态，看出远行的旅客候车环境真的比从前大为改善。这一切令我感到安慰，身在海外，我是多么希望我的故乡一日比一日好，每天都在进步！
可那张照片上也有一些东西令我隐隐担忧，那个车站，看上去就是一个方盒子，它和家乡其它的功能性建筑一样，给人一种漫不经心，潦草随便的感觉，它虽然代替了过去的狭窄和简陋，却没有未来的持久。金钱可以造出很多新东西，但光有金钱能够造出美吗？我们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里蕴含了多少美性的艺术，为什么不能运用到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包括我们建造房屋的时候，建造火车站的时候？
我想起阿姆斯特丹的中央火车站，那仿佛天主教堂似的典雅外观，用在一个火车站上，有必要吗？而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火车站的建筑师就是一位天主教友，那时候天主教和新教正处在白热化的战争当中，新教的发展，逐渐代替了天主教的优势。可是不管宗教战争如何进行，并没有阻止建筑师把美性原则融入建筑设计中，他也是在用超越一切的美性原则，无声的宣扬自己信奉的理念。如今，人们不必去了解这个火车站的建筑历史，但它超然于功用之上的艺术价值，让后人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看着这样一个典雅恢宏的建筑物，难道不会激发起人对艺术的高度虔诚和对文化的无比景仰吗？再看那个巴黎的奥塞火车站，当初因为巴黎不再允许火车进城，奥塞火车站不得不关闭使用，如果它只是一个功能性建筑，早都被拆毁无疑了，一个废弃的火车站留在城中心有什么用处呢？然而，因为这个火车站建筑的优雅绝伦，人们不但没有拆除它，反而把它变成了欧洲最美的博物馆。
这就是除金钱之外，只有文化才能做的事情啊！我的故土，我的家园，曾经是贫穷落后的，又曾经遭受过长期反文化的侵害，那些郁结在我心里的疼痛，正是这双重苦难带来的阴影。现在日子好过了，人们已经开始摆脱贫穷，但反文化的梦魇真的彻底结束了吗？我多么盼望幸福的日子已经来临，多么盼望我故乡的人民，他们的生命得到充分的尊重，他们也视生命为宝贵，为平等，他们可以在一片自由富裕的土地上，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他们活着，不仅是为了吃饱饭，他们劳动，不仅是为了眼前的功利，而是为了更长远的福祉，为了子孙后代的福气，为了艺术，为了美，为了生命的真正价值！
哦，我多么希望有一列火车，可以带着我的祝福，驶向我遥远的故土，在那里播撒一些美好心愿的种子，让它开出漫山遍野的花儿来。我知道我心里永远有两条这样的铁轨，神秘地通向我的原乡，通向那个始终被火车的轰隆声簇拥着的向塘铁路小镇，它永远是我梦里牵挂的地方……
（发表于2014年第9期《台港文学选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