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嗣禹口述:胡适在芝加哥大学首次讲述“中国思想史”内幕

作者 02月26日2019年

 pengjing dengsiyu

 

  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在美国寓居纽约的四年(1942—1946)中,1944年是他学术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年。他在这一年的三、四月份,曾首次赴芝加哥大学讲述“中国思想史”课程,但是这一时期日记的失落实为可惜。研究胡适日记的学者都知道,在《胡适日记全编》里缺少了一些年份,留下有不少空缺,其中1944-1945年的日记就是一大空档。

  不过令人庆幸的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邓嗣禹先生,有过邀请胡适前往芝大任教的口述文章,其中有许多胡适任教期间的细节与故事,弥补了胡适1944年日记遗缺之憾。而与胡适交情至深的杨联陞和王重民,也有和胡适的往来信函,可以进一步佐证这一段历史。

    胡适在芝大首次讲述“中国思想史”

  2018年11月18日,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李若虹在《文汇学人》上发表文章:“卜居与飘零:胡适在哈佛任教的一年”。在文章中,李若虹论述“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6月,胡适为哈佛大学远东系第一次开设‘中国思想史’一课。”笔者认为,第一次在哈佛大学开设课程的说法是不确切的。1944年3月,胡适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中国思想史”讲座才是第一次。邓嗣禹在《胡适之先生何以能与青年人交朋友》的口述文章中(详见《家国万里:邓嗣禹的学术与人生》,第179页),有这样的记载:

  胡先生大使任期满后,在美国几处大学作短期讲演。当时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并主持过美国陆军特训班(A.S.T.P—ArmySpecialTrainingProgram)的工作,教美国大兵们说中国话,兼让他们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社会、风土人情,准备他们遇必要时,去中国对日本人作战时之需。

  1944年初春,我们礼聘胡先生去芝加哥大学讲学十余日,所以他把自己比做打工之人,戏称我为“邓老板”。每日讲演一次,每周五次。其他时间,他喜欢有人陪同聊天,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尤其是关于民国初年史事,他知道幕后背景,个中底细,普通书中不易看到。他能从早谈到晚,滔滔不绝,娓娓动听;使人久闻不厌,而且毕生难忘,此非对于文学小说,修养有素,再加以说书者之技巧,听之入彀,绝难吸引人之注意如胡先生之成功。

  1944年,邓嗣禹时任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兼远东图书馆(东亚图书馆前身)馆长,并主持美国陆军特训班的工作。邓嗣禹在文章中提到的“1944年初春”,具体是什么时间节点呢?

  1944年3月14日,杨联升写给胡适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中国思想”讲稿一事:“您的思想史,还是动起手来好。外国人写中国通史,不是不大,就是不精,总难让人满意。……越是概论,越得大师来写,您的书千万不要放弃。”(详见杨联陞著、蒋力编《莲生书简》第19页)。我们从杨联升写给胡适的信中可以得知,1944年3月期间,胡适的“中国思想史”讲稿正在写作阶段,并且是在杨联陞的督促之下完成的。

  1944年3月22日,胡适出发之前,在写给王重民的信函中,记录他去芝加哥大学讲课的具体时间:“我二九日去芝加哥看看他们的藏书,顺带为邓嗣禹的兵官学校作六个演讲。四月十三日可东归。”胡适在信中所指的“兵官学校”,即是芝加哥大学当时开设的ASTP“中国语言文史特别训练班”。胡适演讲的具体时间,可界定为1943年3月29日—4月13日期间。这段经历目前在《胡适日记全编》《胡适年谱》中均属于被遗漏的内容。

  关于胡适首次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具体安排在ASTP课程的哪个阶段,我们可以从邓嗣禹《美国陆军特训班给予吾人学习西语的教训》(详见《家国万里:邓嗣禹的学术与人生》,第38页)一文中可以得知。

  由此可见,从邓嗣禹的两篇回忆文章,以及胡适与杨联陞和王重民的往来信札中,三者相互佐证:胡适首次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是被安排在ASTP课程中地域研究阶段,第二学期的中国历史部分。跨接两周,有十多天时间。这应该是胡适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的雏形。后来,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6月,胡适第二次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持续到了八个月的时间,应该将这门课程的内容进行了扩展。

  关于胡适在这一段时间日记失落的原因,笔者转述李若虹的文章内容如下:

  1946年,他准备离开纽约,回国担任北大校长之前,因为忙着预订返沪的远洋海轮票,收拾书箱交付海运,心脏病又犯了。虽然友人们劝他推迟行程,等到秋天再动身,但是他说自己“去意已决”。胡适在5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转运公司来搬我的书箱,我把书箱十四只送走了,又把小Trunks(箱子)十只也送走了”。其中一个小箱子里装的就是他的日记。忙乱中1944-1945年的那本日记准定弄丢了。

    胡适在课余时间的趣事

  胡适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期间,居住在芝大的教职员俱乐部,业余时间他喜欢有人陪同他聊天,而且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由于胡适在芝大讲学期间,是由邓嗣禹全程陪同,所以了解到许多讲学之外的许多细节与趣事。邓嗣禹在他的回忆文章记述道:

  胡先生在芝大讲学时,其中有一礼拜天。当时一位原籍德国教中国美术史的教授,预呈胡先生一张美丽的请帖,订于晚八点,在他家欢迎胡博士,请我作陪,尽带路之责。中午他同一哲学家在芝大教职员俱乐部共餐,他叫我也加入。胡先生吃得很少,我劝他努力加餐,他正在谈话,未理会。请他为哲学会讲演,他以无新意贡献,婉辞谢却。饭后仍在他房中继续闲谈,至六时,我提议去吃饭,他说有宴会不必吃了。我怀疑恐怕是茶点欢迎,他肯定地说:“正式宴会总在晚上八点,我在外交界多年,知道很清楚。你是乡下人,所以不明白,哈哈!”我从前虽在北大作过他的“偷听生”,但并不熟悉。此次长谈数日,彼此可以开玩笑。

  七点三刻,我提议雇车去宴会,当时有雨,街道滑湿。他问路途多远,大约一英里,他坚持步行。到主人门口,看表刚八点,他很高兴地说:“这一次外国人不会说我们不守时刻。”可是客人很少,胡先生不介意,又高谈阔论。不知为何,忽然听他谈到西洋棋与中国围棋的比较,也很有意思。

  不知不觉客厅已挤满了客人,主妇推开餐厅门,见桌上所陈列的是三明治,每一片面包切成八块,上加干酪、沙丁鱼或咸鱼子之类。另有花生米、糖果、零碎糕点、咖啡,等等。胡先生看我一眼,我们有点会心的微笑。主人把各种三明治,传送两三次,喜欢吃者取一片,否则婉谢。胡博士饥形于色,他拿三明治盘向男女来宾传递,有拒绝者,他说:“您不吃,我吃一块。”有接受者,他笑着说:“我也陪你吃一块。”盘中物转眼将尽,主人已明白,客人未吃晚饭,急入厨房,再加一盘三明治。然无论如何,非肉不饱。

  过了十一点,我乘机进言,明早礼拜一,主人与来宾,多要上课,我们回家吧?谈话仍继续十余分钟,才各自归家。在门口,我告诉胡先生:“五十五街,有一家中国小饭馆,要到十二点才关门,我们赶快去。”他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出门不远,拦阻了一辆计程车,车夫说:“休车了,除非长距离,短程不去。”“我多给小费。”说着,已坐在车中了。

  至饭馆门口,胡先生一直走入厨房,李掌柜正在洗刷,预备关门,胡先生自我介绍:“我是胡适。”伸手待握,我赶紧说:“这是中国鼎鼎大名的学者,胡适之大使。”李掌柜把油滑的手在衣上擦一擦,即握手,胡先生的手也湿了,我说:“何必如此?”

  胡先生说:“我在任大使时,就常跟华盛顿的大师傅握手”。这又引起一个故事,我赶紧要李老板预备两位客饭,然后静听故事。他说,他做大使时,外交政策,多由政府要人办理。大使却常须穿大礼服、戴高帽,参加婚丧或其他典礼宴会。那时的中国使馆,在十九街黑人区,附近有一中餐馆,往往晚宴之后,他在餐馆门口下车,把高帽扔在柜台上,跟老板握手,叫一杯咖啡或一盘水果,跟他聊天,慢喝慢吃,无忧无虑。在此休息半点钟,扬眉吐气,然后回使馆。

  可是,据胡先生说,有一午夜,忽来一人,向餐馆老板借钱。老板说“可以”,他打开收钱箱,伸手掏摸,掏出来的不是钱,而是一支早已装好子弹的手枪,马上对要钱人肩上打一枪,把他吓跑了。此后胡先生也不太敢去了。

  我说:“1937—1938年,我在国会图书馆做事,有时去使馆访友,也去过那家餐馆一、二次,略识其老板与胖儿子”。

  胡先生说:“他现在是北京楼的经理了,在ChavyChaseCircle。”(1963—1964年,我在华府任客座教授一年,有一次在北京楼请客,先去订菜,告知经理我认识他父亲及其遇盗事,他给我们预备一只北京烤鸭,皮厚如银元,清脆味美,为一生在世界各处吃到最好的烤鸭,且又送一瓶香槟酒,可谓礼失而求诸野。)我们吃吃谈谈,快到早上一点。猛然一声响,老板娘李太太下逐客令了。我们赶急付钱走人!我送胡大使回芝大教职员俱乐部,没说晚安,但问大使:“今天谁是乡下人?”举手哈哈而别。

    胡适讲述的日本禅宗大师

  胡先生某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与日本铃木禅宗大师辩论禅宗佛学,铃木教授说得玄之又玄,听众莫名其妙。而胡先生讲训练禅宗学徒的方法与故事——

  学徒初入讲堂,听不懂,问问题,所答非所问,莫名其妙,再发问,讨一记耳光,骂他愚笨,不堪造就,只好作些挑水、砍柴、做饭、扫地等苦工,如此经月累年,有时去听讲发问,又讨了很多耳光,挨了无数次打骂,才令离开嵩山,走入泰山。僧丐远道跋涉,日晒夜露,忍饥挨冻,偶遇善心人,赏给他一点残菜剩饭,聊以果腹。或遇强盗罪犯,引诱作恶,加入三教九流,不从又挨打挨枪,经过无数的磨炼,才慢慢地达到另一名山,从另一名师学禅宗佛法,其教授之方,与第一名师不相上下,即挨打挨骂,做苦工,受困惑,兼受高年级门徒的欺凌,如美国大学压迫一年级新生。又经过若干岁月,今步行至另一名山,学禅于另一名师。千辛万苦,走尽中国五大名山,耗磨十来年岁月,才令返回原来的嵩山。此时,僧徒双膝跪在老佛爷面前,很感动地说:“老佛爷,您没有教给我什么,可是我现在已学会了一切!我已大觉大悟,看破凡尘。”

  胡先生讲的极为生动而通俗,并说,这是实践的哲学,致良知良能的方法,是开了第三只慧眼的秘诀。若是僧徒不虔诚,无决心,早已放弃学佛的念头,加入三教九流,做歹人或暴发户去了。现在美国的年轻人,多半是禅宗的信徒。他们不听父母之言,叫他们闭着嘴,儿女好坏,不要他们管,只要自己去学会一切,等到三十以后,他们才能看破凡尘,什么都懂了。杜威说:“教育是生活,社会上的磨炼,是人生问题的试验室,最好的大学。”

  邓嗣禹在文章的最后,补充记述道:

  胡先生能竭诚款客,在纽约作寓公时,来访客人不绝。有一次杨联陞兄同我去见他,他健谈,转瞬至吃饭的时候,起立告辞,不让走。当时收入甚微,以芽菜豆腐款客。伍廷芳倡猪血养生论,胡博士谈豆芽菜中的维他命,豆腐之容易消化,等等。实则“司马昭之心”,我们深知,益发感动。所以胡适之“我的朋友”遍天下,实非偶然。

  后来,胡适在收到邓嗣禹支付的讲课费支票后,曾回信表示感谢。1946年6月,胡适受聘为北大校长后,曾聘请邓嗣禹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与西洋史名著选读两门课程。邓嗣禹于7月到中国湖南,回老家省亲之后,8月中旬赴北大历史系就任。

  (本文作者为邓嗣禹先生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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