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改造

作者 12月25日2018年
1949年北上来到革大二部十八班的学生们(前排5为我母亲),刚到校部时的留影。

   

      “我现在坐在西苑旧军营一座灰楼房墙下,面前二丈是一个球场,中有玩球的约三十人,正大声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

 

      著名作家沈从文于1950年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思想而写下上述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不知道我的父母也和他一样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里面接受教育。 就在我为我的父母当时在华北革大时期的生活细节做着各种想象的时候,沈从文熠熠如生的几句话让我透彻地感到了那个时代的脉搏和华北革命人民大学的生活情景,压倒了所有关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回忆。

 

      1949年上海解放时,我父母分别在上海著名的沪江大学念英语三年级和政治系二年级。当时解放后的上海青年面对三种不同的道路做出自己的选择。最激进的热血青年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加入了当兵去打仗的行列,随着解放大军南下去继续解放南方仍然被国民党占领的地方。 要求进步的学生则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报名北上,接受党的训练改造,为新中国政府做事。而一般没能考上北上,也不想参军南下的上海青年就留在上海继续完成学业。

 

      我父母同时报考了北上,但母亲考上了,父亲却在政审的时候因家庭问题被刷了下来。 母亲参加北上考试是以为可以继续到北京念书,没想到北上以后却给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进行思想改造。

 

      我母亲只身来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后,我父亲便考取了清华大学,准备也到北平来和我母亲回合。后来,父亲的家庭问题得到澄清,加上我母亲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领导进行通融,我父亲便放弃了清华也加入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1949年北上来到革大的青年(前排5为我母亲),背景为西苑军营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位于荒凉的北京西苑的一个大院子里。这个大院子的别名就是西苑兵营,建于清朝,原来是八旗大校场的所在地,曾经是禁卫军的兵营。北平沦陷后,日本人用来做兵营,也关押来自中国的抗日战士和无辜平民,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西苑集中营。后来国民党政府将集中营改成兵营后就被称为西苑兵营。

      革大的校园里没有草坪也没有树木,只有二三十幢灰色的两层楼房,每层楼有五六间屋子,布局完全像军队营房。校园里有一个光秃秃的大操场,用来上露天大课和平时的集训。没有绿色树木的校园弥漫着尘土的气息,在阳光的照射下,黄色的尘埃粒粒可见。每天他们就在阳光的直晒下上几小时的大课,第一次领略了北方阳光的焦躁和刺人。冬天,北方的天气滴水成冰,寒冷异常,大家就蹲在大操场上上课,冷的脚都冻僵了,有的人还长了冻疮。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是中共华北局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后成立的第一所大学。 虽然新中国建立之初,政府急需要懂外语的人材。然而,共产党经历了这么多年在国统区地下活动的经验,非常懂得保卫工作的严密性和严重性。他们需要一个地方把所有招募来的人选进行筛选改造,确定没有混进来的国民党特务或者特务嫌疑后才能对这些人加以任用。而且,他们要将招募人员的头脑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统统清除掉,用共产主义思想取而代之。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应运而生,成为新政府为培养新时代所知识分子而使用思想改造的地方。凡是政府部门准备任用的青年学生和各级党政干部都要先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进行马列思想学习和改造。

 
1949年北上来到革大二部十八班的上海女生(前排右一为谢榕津),刚到时的留影。
 
 

      我母亲参加革大之后被分在二部。 二部的第一批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基本上是从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招募的懂外语的大学生,约八百人左右。目的是在改造思想以后选择合格的进入刚刚成立的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到新建的外交部做基层工作。我母亲他们这批学员就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二部接受了整整八个月的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强制性改造,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状态符合新时代新政府的要求。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思想改造运动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历时三年,对新中国各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形态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和以后发生的任何一场政治运动一样影响深远。

 

      如同任何一次的共产党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早期的思想改造通常要经历学习、坦白交待、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和总结五个步骤。 在这里接受改造的人足有上千,都是从各个地方各个系统送来进行统一改造的,分别由各系统派来的领队管理。改造结束后,也由各系统自己决定对这些人的处理。 学生们被分成十来个小组,每组大约十个人。 所谓教室就是原来军营的营房,走进去一看,里面空空如野,既没桌子也没有椅子。每天,大家上大课回来就坐在地上学习或讨论。男生晚上就打地铺睡在这间房里,女生统统住“革大”统一的女生宿舍。女生宿舍条件比较好一点,房间里虽然也没有任何桌椅,但是有还有个大通铺,七八个人睡在一起,各自的衣物就放在枕头上方。

 

      每天,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所有学生都要统一在露天大操场上几个小时的课,由解放区的著名理论家艾思奇讲社会发展史。学生人手一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课本。学习的重点问题之一是,弄清集体主义的重要性。听完大课回来以后再进行分组讨论。

 

      华北革大留给我母亲最深的印象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上海学生,一个从小在美国教会学校长大的女孩子,思想改造就是扫除脑子中残留的资产阶级思想,彻底揭发自己与他人的各种消极影响,坦白交待任何脑子中不利于马列主义思想的私心杂质。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斗争的年代,经过任何革命教育的上海女生来说,这些都是听起来闻所未闻,做起来困难重重的一件事。我母亲经历过革大以后,整个人从精神到外表都脱胎换骨,从一个喜欢直抒己见,口无遮拦,打扮洋气的女学生变成一个凡是三思而行,时刻检讨自己私心杂念,外表毫无修饰打扮得简单朴素的女干部。最主要的是,华北革大改变了母亲的一生,从此之后,她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而是作为党第一批培养的知识分子踏上了自己都不能掌握的命运之途,开始了革命的历程。

 

      历时七个月的思想改造结束前,组织上给全体学员进行了最后一次的政治审查,合格的人可以进入刚刚成立的专为新中国培养外语人才的外国语学院学习,政审没有通过的则另外分配工作,少数有问题的则被抓起来送到清河劳改农场。事后我母亲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有潜伏的国民党特务钻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日后进入政府工作留下后患。政审以后,全体学员进行了一次外语分班级考试,我母亲以优异的成绩被分在最高班,成为进入北京外语学院学习的第一批学生。我父亲因为政审时的家庭背景问题,没有进外语学院而被分配在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宣传处工作了。

 

      虽然母亲多少次对我讲述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艰苦生活和紧张压抑的思想改造过程,但我都从来没有真正地感受过她在革大的那种生活和感情经历,直到我读到沈从文关于革大的这段文字,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年轻知识分子对周围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敏感,迷惘和彷徨。

 

 
1950年第一届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二部十八班的青年学生(前排4为我母亲)

  

 

  我的父母毕业的时候,得到了一张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毕业证书。 虽然时光过去了60年,毕业证书原件已经有些发黄,但是,透过粗燥的纸张,依然可以嗅到过去岁月的味道,感到历史留下的沉重。今日的中国已经完全离开了那个充满理想,激情燃烧的革命时代,成功转型成为一个金钱万能的权贵资本主义时代。这是我的父母之辈在他们青春燃烧的岁月永远不可能料想到的。在这个时代的喧嚣里面,再次回顾往昔的尘埃,依然可以感到那些激情岁月的某种神秘呼唤,穿越时光,向我们招手。在这两张毕业证书中,我看到我父母严肃而年轻的脸庞穿越了人生难忘的历史,向我凝视,似乎在述说着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子们曾经燃烧的青春,以及他们至今恐怕都难以忘怀的岁月。对于我的父亲来说,他一生的沉默如同他此刻的照片,雕刻着他的青春,信仰和理想,埋藏着太多的沉甸。

 

      “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沈从文于60年前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操场上对我们如是说。 时光如水,我仿佛看到了他转过头来,脸上的光影斑驳,如同他和我父母那个时代的理想之花的璀璨和幻灭。

 
我父母1950年在华北革大前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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