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的《疯》

作者 12月13日2017年

中国盒子──有关天安门时期的疯狂和回忆

文/Nell Freudenberger,译/应帆

  哈金继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的长篇小说《等待》之后,长篇新作《疯狂》(The Crazed)在美国出版,《纽约客》发表美国小说家耐尔·佛鲁登伯格(Nell Freudenberger)的书评《中国盒子──有关天安门时期的疯狂和回忆》(Chinese Boxes─ Madness and memory in the age of Tiananmen, The New Yorker, Nov.4,2002)。这篇评论说(由应帆译成中文):

  哈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疯》和他的早期小说一样,是关于人生种种的一个复杂网络;他把人物们置于绝境,让他们惶惶难安。小说中的“我”,万健,是一所省立大学的文学系学生;他的导师杨教授,也是他的准岳父,在1989的春天得了一次中风。万健的未婚妻在北京读书,不时写信向他汇报正在北京不断发生的民主抗议运动。万健身为准女婿,每个下午要去医院陪伴导师。他坐在病床边,看着杨教授渐渐地疯掉:他不断地自言自语,吐露种种秘密,又要对万健谆谆教诲,却全然不顾万健的反应。

  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一样,哈金于八十年代中期离开中国大陆;他 们的小说又同样探讨在一个被严密控制的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地位。高行健用中文写作,因其文风而被归类到“实验派”作家;这一点上,哈金与高不同:哈金用英文写作,文风却属于不动声色的超现实主义。杨教授在医院里沉痛哀悼自己 的婚姻和职业(他过去生命的全部),万健却在一旁心不在焉地想:“也许他该看个心理医生;针灸或者推拿也许管用。”哈金小说里的叙述者通常都有点愚钝 气质,仿佛他们刚刚醒来,需要不断眨眼才能适应强光的世界。这种印象和作者一贯的绝对客观的叙述风格不无关系:“我给他拍了会儿背,让他喘息平定。然 后慢慢放他躺倒。他脸部的肌肉不停地扭曲,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他嘴里咬他。我从心底感到恶心。”一系列的动作细节的铺陈,使得最后的情感之结不落窠臼。 身为最好的现实主义作者之一,哈金运用朴素直接的语言悄悄表达出强大的情感 力量。

  哈金擅长于把握矛盾和冲突──就像他的人物们圆鼓鼓的眼睛上长着修长的眉毛──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善于描绘不忠实的情感。万健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对不起未婚妻的行为,却在暗暗喜欢一个年级比他高的女研究生苏薇亚。不幸的是,他很快就发现他的导师杨教授和苏薇亚一直在偷情:杨教授在半疯半醒的状态里,一直在向一个年轻的女子吐露衷情,言语肉麻到说她的奶子“像咖啡奶糖一样”等等。苏薇亚来医院看望她的情人,给他带来昂贵的落季的西瓜,而万 健只能一边被迫目睹这一切,一边恨恨想道:“她居然喂他!她根本就不想掩饰他们的关系,我又感动又难受。我感到孤立无援,似乎本来我还可以到她那儿寻 求安慰的,现在她也是不可即的了。”这种“尚未体验就已失去”的主题在哈金作品中反覆出现。

  《等待》的场景在一个乡村和一所城市医院之间切换,哈金运用一种外科医生的、既深入痛处又游刃有余的精湛刀艺,探讨了爱情亲情纠葛不清的主题。《疯》的场景局限于医院病房,读者可感受作者急切于描 绘这里的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而那种准确和精湛则显得更为可贵。有趣的是, 在两部小说中,哈金都似乎有意让他的主人公保持多重生活,让他们幻想去追逐 并存却矛盾的欲望。

  《疯》的最后几章内容和前面的有些游离:前面是医院病房里的幽闭性疯狂, 这几章却是剧烈的实质的运动性疯狂。无论是万健还是作者本人,似乎都不由自主地被天安门事件给吸引了。万健立刻决定他要去北京参加运动,目的却迥异于别的学生,因为“我没有什么崇高的目的,也不忧患国家的存亡。我去参加运动的动机十分私人化:绝望、愤怒、疯狂和愚蠢驱使我作出了这一决定。”哈金描 述广场四周的氛围时,似乎不如表述万健所思所想那么得心应手:这里的对话描 写更像意大利式的西部片对白。比如一个抗议者喊道:“入夥儿,赶快逃命吧!”一位军官则威胁地吼道:“我要干掉所有你们这些流氓!去你丫的!”万健对自己的需求越来越明朗之际,作者却似乎不知道要表达什么了。在小说的最后几章中,这种缺陷更为明显:哈金似乎在创造一个六四事件的个人版本,虽然他本人 早其几年就离开了中国。他通过万健的嘴巴说道:“我想我不仅是要向梅梅表达 我的勇敢,而且作为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自由人,让自己和这个革命机器脱离开 来!”

  哈金可以把政治事件写得优美而隐晦。《等待》中农村妻子和城里的时髦女 朋友之间的隐寓性冲突,《疯》中杨教授悲哀而自虐的长篇大论,都让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但在《疯》中,以六四这样的近年事件作为情节主线上,哈金有点 力不从心,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小说人物总是很难和先验性的叙述同步。万健痛 苦倾听,杨教授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和薇亚的关系,是这篇小说的亮点,但是这种丰富的个体心理活动却终为喧闹的公众历史所淹没。读者或许期望,以哈金对于复杂人性的敏感,他也许不会花费笔墨去记录街头的抗议运动,除非这种抗议是 为了保障人性的复杂:不同意的自由,维护的自由,以及避免众口一词的自由。 作者被主题套住的同时,人物却逃脱了这种困境,他离开了校园,开始了一种更为永久的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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