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后再看《追捕》

作者 09月28日2019年

40年后再看《追捕》

■李文心(纽约)


1979年春节期间,堂哥从老家来拜年,父亲带上他和我去看热映中的《追捕》。那时候,没看过几部外国电影(社会主义国家的除外),猛一下在大气的宽银幕上看见东京繁华的街头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场面,非常震撼。细看下来,日本人行色匆匆,神态各异:男人长发披肩,大翻领、喇叭裤,有些还人穿浅色的风衣;女人烫发描眉,无论穿长裙或者套装,都光鲜亮丽,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再后来,男女主人公拥抱、接吻,令我窘迫难当,如坐针毡,因为是和家人在一起。


今年正月里,因为查找《杜丘之歌》的缘故,我在网上又把《追捕》看了一遍。好久不看电影了,一来,好电影少之又少,再者,即使是好电影,也很难使我像年轻时那样快乐。这次重温老片,我看的是完整版。余兴未尽,我又看了当年的剪辑版。40年了,高仓健还是那样帅,中野良子还是那么清纯,而我已经从一个未谙世事的中学生变成一个老气横秋的中年人。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久闭的国门刚刚开启,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瞥见外面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追捕》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部西方式现代片,我看到日本警察身着笔挺的西装抓人,女青年大胆直率地向意中人示爱,牧场主驾驶私人飞机出行……这一切都大大颠覆了当时中国人的认知。“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 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这样的台词,再由邱岳峰特有的磁性嗓音说出,难怪中国大地沸腾了。


在我印象中,《追捕》是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外国电影,它把中国观众从《列宁在十月》和《卖花姑娘》等革命叙事中一步带入现代社会。但是,从现在的角度看,这部电影算不上艺术大片,也没有深刻的主题。有人将它归入动作片,我觉得它兼具侦探、警匪、浪漫和惊悚等多种类别元素。在技术层面,编剧和摄影并不特别突出,只有主题曲《杜丘之歌》令人心神荡漾。原片名《君啊,渡过愤怒的河》很别扭,幸亏上译厂把它改为《追捕》,既准确,又好记。


40年前看这部电影,完全为之倾倒;但是40年后再看,却是借助历史的透镜,从美国回望一个东方的故事。虽然现在觉得影片有些简单粗糙,却也生出新的感触。可以这样概括吧:对于我们那一代人,《追捕》不仅仅只是一部惊险刺激的电影,而且更像是一本西方社会的通俗教科书。


自隋唐以降,中华文化一直是日本文明发展的蓝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盘学习西方,在工业化道路上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全面领先中国,昔日的学生变成了老师。大批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大量日文汉字词汇,例如科学、艺术、主义、电话和杂志等,被中文全盘吸收。这说明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借助了日本这个近水楼台,但是日本现代社会的基础是西方的君主立宪体制,这是美国在二战后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的精髓。《追捕》中所呈现的法律制度,正是源于美国的司法体制。中国观众对《追捕》的狂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读为对西方社会制度的好奇。


在我的中学时代,如果一个盗窃和强奸犯被捉到,公安局简单调查、取证之后,就可以定案。但是,《追捕》中的杜丘虽受到同样的指控,但审问他的警察却穿西装、打领带,与美国影视作品中的侦探一样。在审查杜丘的过程中,还来了一个美国式的“列队辨认”,即让被告与身体特征相似的无关人员排成一行,然后让受害人指认。杜丘逃跑后,他所奉职的东京检察厅还要召开记者会面对媒体的质疑。这些西方的司法实践,伴随着警视厅、检察长、嫌疑犯等似懂非懂的术语,强烈冲击着中国观众的视听,令人感到新奇和亢奋。指控杜丘的女子,是个被犯罪集团所利用的小人物,不久就被灭口。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也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看到日本社会与中国国情不同的一面。这位打扮时髦的女子叫横路加代,家住北海道的乡下。她化名水泽惠子,一个人跑到东京临时找房租住,说是因为夫妻不合,公寓管理员也就认可了,这种人口流动自由和社会接受程度在当时的中国难以想象。


另外,杜丘逃跑,直奔北海道去找水泽惠子,当然找不到。后来,横路加代住的村子里一位老人告诉杜丘,这个新婚的女人叫加代,是手冢民雄的女儿。由此,我们知道水泽惠子的真名叫手冢加代,她嫁给横路敬二,所以婚后叫横路加代。这种妇随夫姓的风俗,自然是西方人的习惯,比如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夫人叫燕妮·马克思。中国妇女改姓的少见,偶或有冠夫姓的,比如宋美玲有时候称作蒋宋美玲,应该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但听起来总有些别扭。日本人和中国人在面容上并无二致,日本也不是基督教社会,但却从整体上接受了西方这一风俗,的确为日本社会制度平添了一点异国情调。


《追捕》首映时被剪掉好几处,其中最长的一段,有将近10分钟,就是杜丘潜回东京的过程和被妓女所救的那场戏。杜丘和真由美在山洞里做爱,以及真由美脱掉睡袍赤身拦档矢村那两段都比较短,但碍于当时的国情,只好剪掉。


杜丘从水户绕道长野改变进京路线这些细节,剪掉了关系似乎不太大,但是他被妓女救助这一段,却让中国人失去进一步了解日本社会法制观念的机会,非常可惜。


杜丘因日夜兼程走山路,又困又乏,昏倒在东京红灯区的小巷里,被站街女大月京子所救。如果不仔细看,观众可能会误以为是杜丘路遇好心人,原因是大月京子的形像过于正面,既不妖,也不媚,干净利落,几乎和职业白领没有两样。


京子原以为拉到一位客人,不料竟是报上通缉的检察官。杜丘对她说,“你帮助逃犯,这也是在犯罪。”虽然从维护法律的检察官角度看,这很正常,但是京子回答说,“如果不帮助病人,那不也是犯法嘛。”日本是不是有这样的法律,我不了解,但在美国,病人送到医院,不管有没有钱,院方是不可以拒绝救治的。京子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至少说明普通日本人也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接下来,杜丘说他是法律的维护者,不能做法律的破坏者,但是无奈已经多次破坏了法律云云,京子就请求杜丘再破坏一次法律,让她帮助他。这种以法律论事,完全不提感恩和报答的对话,无论怎么听都像是在科普法律,有些不近人情。疑惑之中,我查了原著小说中有关章节。果然,书中大月京子帮助杜丘的目的,是寄望将来自己卖淫被捉时杜丘能在法庭上放她一码。


电影中还有一个场景,也让中国人眼界大开。杜丘潜回东京后,化名津山康夫入住精神病医院,企图找到横路敬二来证明自己无罪。真由美担心时间久了会出意外,就向堂塔医生要求让丈夫出院。这种情况,不要说在40年前,就算在当下的中国,我也不知该怎么办。病人家属要求病人出院,即便从医疗方面讲对病人不利,恐怕也不会强行留医。如果强制住院,谁来负担医疗费用呢?40年前,中国观众听到这样的对话,该做何理解?唐塔说:“请您理解,太太。您丈夫病情恶化,处于病危状态,现在不能出院。”真由美回答:“说什么也要让他出院,医院根本没有权力无视妻子的要求。”这分明是一个医疗体制和病人权力的问题,这在当时,能有多少中国人可以厘清?唐塔接着说,“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诊断,您可以去请鉴定医生。请向东京都申请。”当年我毛孩子一个,完全不知道还有鉴定医生这回事。即便申请,也会向医院申请,哪里会想到越级上诉,麻烦首都的领导?


40年前,我最喜欢的人物当然是杜丘和真由美,一个高大坚毅,一个浪漫率真。高仓健扮演的杜丘,长脸短发,眉毛重,鼻梁挺,可谓一表人才。但是,他性格木讷,从头到尾既不哭,也不笑,不属于那种风流倜傥的英雄。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硬汉形象,多年后才从海明威的小说里找到它的原型。中野良子扮演的真由美纯情大胆,虽然没有李秀明那样的端庄美丽,但是气质风度绝对一流。尤其她性格热烈任性,不问对方婚姻状况,直白地说:“我喜欢你!”人家说:“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她回答:“我是你的同谋!”这后一句话,即便放在今天,也仍然会让无数男青年彻底崩溃,即便是上刀山、下火海,那也在所不惜。


而现在,我最喜爱的人物却是真由美的爸爸,远波善纪。远波先生年届六旬,是位成功的企业家,他经营一家大型牧场,但是并不一味赚钱。事业有成后,他打算步入政坛,参选北海道知事(相当于阿拉斯加州长吧)。他40岁上有了真由美,妻子不幸在产后去世。远波专心抚养女儿,没有再娶。这些情况我当时印象不深,只是记住了他的一句台词,其实并不经典,不知为什么我却过耳不忘。他看到杜丘在东京近海迫降成功之后,对女儿说:“我不参加竞选了。当初我那么热衷于竞选,想想真可笑。”


现在看来,远波先生不仅是位高智商的生意人,而且他还是位高情商的父亲。当初,杜丘救了真由美的命,远波并无心帮助杜丘,而是背着女儿劝他自首。他的助手打电话报警,他也默认了,因为他深怕此事影响他的政途。但是,当他发现女儿铁了心要与杜丘好,于是转变态度,主动把私人飞机送给杜丘,帮他冲出警察的包围圈,返回东京去讨清白。我认为这时的远波,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不管杜丘的命运如何,先挽回父女关系再说。但是,当杜丘在九死一生中迫降成功后,远波动了真情,安排真由美赴东京协助杜丘,说出了上面那句台词。他的真心感动了真由美,所以,她一下冲过去,给了父亲一个大拥抱。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动作,不知是否符合当时日本的国情,但却是《追捕》这一冷峻故事中最为温馨动人的一幕。


与杜丘一根筋似的执着相比,远波的华丽转身貌似商人典型的圆滑,但其实是人性智慧的高度结晶。远波最根本的利益是什么?不是无止境的赚钱,他已经足够富有。所以他要参政,实现人生更高层次的抱负。但是,女儿的任性突然打乱了他的计划,此时,他幡然猛醒,意识到女儿才是他人生的重中之重。妻子死后,他完全可以再娶娇妻,究竟为何不再续弦,怀念前妻肯定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意与真由美的关系。显而易见,如果他再婚再育,真由美就有可能变成人见人厌的丑小鸭。在这一点上,远波先生表现出浓厚的东方传统思维和观念。必须承认,远波是影片中最为西化的人物,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香蕉人”:他住西式的独栋洋房,开林肯轿车,驾驶赛斯纳飞机,进门不脱鞋,喜欢在壁炉旁读报纸,喝白兰地,吃奶酪。虽然他的形象西化色彩浓厚,但是他的行为却给我一个普世的启示:在无常的人生中,有时候一个令人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顷刻间竟会褪尽它迷人的光环。环顾左右,审时度势之后,方见得那人生之要义,却正在灯火阑珊处。


影片中还有一些细节,40年前看时,完全没有意识,比如片头的广角镜头和东京的步行街。另外,汽车都是靠左行驶,我不开车,自然也不会注意到。再就是片尾,唐塔命令杜丘从楼顶跳下去,皮笑肉不笑地说:“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 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当时,中国的天空究竟蓝到怎样,我完全想不起来了。但是,现在顺着唐塔的手看东京的天空,只见灰蒙蒙的一片,哪里有“多么蓝的天”,至少也是中度空气污染。《追捕》拍摄于1975年,日本经济高度发达,但环保问题还没有得到重视。现在北京的空污,应该和当时的东京不相上下。历史的似曾相识,竟在这个时候浮现于我眼前,无论如何是难以料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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