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234期。原公众号文章由刘荒田编辑，唐简编发。）
蔡维忠的第三部著作《此水本来连彼岸》，全书共计26篇散文，大部分都是以他见过的人，到过的地方，亲身的经历为素材，加以思考感悟而成。其中多数在报刊杂志发表过，然而一经结集付梓，却又予我许多新的体验和启迪，此或与近看为树、远看成林的道理如出一辙吧？
正如《自序》中所说，蔡维忠出生在福建沿海的一个村庄，如今定居在纽约长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海边度过，所以他认定与海特别有缘，见到大海心里就洋溢着亲情：太平洋虽然辽阔，但是大洋两岸的水明明就是连在一起的啊。蔡维忠人生经历丰富，足迹遍及四海，但是他的心绪则万流归宗。他认为，既然这世上的水原本都是相连的，那么这世上所有的人和事也都是连在一起的。我由此引申一步：这世上的人，虽然种族、性别、阶层、宗教等各有不同，但他们的人性也都是相通的。或者再进一步讲，人的职业和追求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归根到底，大家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是相同的，即我从何处来，又往何去？《此水本来连彼岸》中的许多篇目，可以说从各个方面对这一永恒的叩问进行了探讨和解答。
蔡维忠早年学习生物学，并专门研究病毒，后来从事新药研究开发，是个在专业领域颇有建树的科学家。但对于我，他却是一个勤奋、出色的作家，繁忙的工作之余，笔耕不辍。有时候我想，如果他生在现今富足的社会，没有祖国“四个现代化”理想的感召，他是否会“弃理从文”，成为纯粹的作家呢？他的第一部著作《动人两行字》于2011年出版，是一部研究对联的专著，对对联艺术的本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这部书洋洋洒洒42万多字，引经据典，一丝不苟，每个章节都有文献注释，通常有数十条之多。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功力，显然得力于他科研的深厚基础。他的第二本著作《美国故事》出版于2016年，是一本介绍美国社会风情的读物，主体是在《侨报》同名专栏上发表过的文章，共计107篇。因为版面的限制，文章皆短小精悍，如海滩拾贝，妙趣横生，所涉及的多是美国社会的奇闻异事，有的写名人，比如史翠珊、比尔•盖茨、总统和参议员等，但多数还是关于普通人的经历。如果说《动人两行字》是蔡维忠对祖国文化的致敬，那么《美国故事》就是他对移入国社会的反思。前一本展示了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和深厚功底，同时也彰显出他浪漫的艺术秉性，后一本则体现出他对社会现象敏锐的观察和犀利的剖析，勾勒出医家治病救人的情怀。《此水本来连彼岸》则汇集了蔡维忠这两种内在的写作动力，并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实现了耀目的升华，标志着他的写作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首先，从内容方面说，此书的文化观察视野更加开阔，对人对事的剖析也更加透彻。其次，在文体上，他从论文体和小杂文转向大散文，不仅立意深远，而且感染力强。我读散文时很少遇到令人泪目的篇章，但是此书中有数篇都让我情不自禁。管仲说，“知子莫若父”，而身为作者，蔡维忠当然知道每篇文章的分量。
他以《尺八之诺》开篇，高调开场，匠心跃然纸上。此文长达17000多字，溯本清源，悉心考证，完整介绍了这一中国古代乐器失而复得的故事。尺八是种类似萧的乐器，但竹管较粗大，宋代后已在中国失传，所幸被日本僧人心地觉心传承下来。塚本竹甫是普化尺八第39代传人，他教授儿子竹仙明暗对山流吹奏法，要求儿子传承下去，并嘱咐他探索连绵吹奏法的诀窍。竹仙因此于2000年来到中国，他不仅学会了连绵吹奏法，更重要的是，他还将尺八传回了中国。如果采取普通的写法，作者完全可以突出赞扬中国古典乐器的博大精深，甚至可以挖掘日本回哺中国文化的意义。那样虽也是一篇好文，但是境界难以突破《文化苦旅》那个层次。蔡维忠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把人性的光辉和精神的追求巧妙地寓于文化素材之中，读时难以释卷，读后回味无穷。在他笔下，尺八已经超越了艺术和文化的范畴，转而成为当今精神价值稀缺时代的圣杯。
本文的缘起是蔡维忠的一个对联文友，原名孙文卿，笔名逍遥。逍遥20岁左右时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深深打动了蔡维忠：“九天俯望：楼如草，人如蚁，其中有我；沧海远行：水有极，舟有停，彼岸如空。”别看逍遥当时年纪轻轻，人生观却深刻老道，鲜有地超然洒脱。这在21世纪初中国社会越发商业化、物质化的时候，尤为难能可贵。一个偶然的机会，逍遥得以拜竹仙为师，学习尺八。竹仙在中国有许多学生，但只有逍遥悟性高，有恒心，就收他为弟子。逍遥为学习尺八克服了许多困难，尤其是生活方面的问题。竹仙学习尺八，是在做消防员之外的业余时间，而逍遥曾一度去职学习三年，期间主要靠妻子养家，造成家庭矛盾。学成之后，他遵照竹仙老师的教诲，不参与商业表演，只开馆纳徒，传承这一古老的艺术。对他来说，尺八不仅是乐器，而且是修行，是追寻人生意义的途经。他演奏的传说中的中国古曲《虚铎》，承载着历史，转道日本，跨过千年时空，又回响在它的始发地上，令人感慨万千。
读完这篇力作，读者一定会胃口大开：如此高光亮相之后，定有好戏在后头。果不其然，《六个签名》《哈佛导师》《无声的呼喊》《我的祖先吃什么》等篇目，文情并茂，扣人心弦，都是上等佳作。
《六个签名》描述的是迈拉•司考维尔所著回忆录《中国姜罐》所牵扯出的故事。美国医生司考维尔和夫人迈拉，于1930年来到中国山东农村建立教会医院，救助缺衣少药的民众。他们为了信仰而放弃美国富足舒适的生活，来到中国与贫苦的大众同甘苦共患难，历时近20年。他们六个孩子都在中国生活过，其中有四个生在中国。司考维尔医生因地制宜，用土办法为民众戒毒，为保护中国护士险些丧命在日本人枪下。他还用自己的血为病人输血，其奉献精神不亚于白求恩。抗美援朝开始以后，司考维尔夫妇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被迫于1951年离开中国。
《中国姜罐》出版于1962年，在当时引起轰动。2016年，此书绝版多年后，一家不知名的小出版社将其再版。一个偶然的机会，蔡维忠得知了这个故事，并设法找到迈拉夫人居住在长岛的长子吉姆•司考维尔。因为迈拉夫人所提的献词是“献给六个人，愿他们永世不忘”，蔡维忠就请吉姆在献词下签名，然后将书寄到分布在美国几个州和英国的其他五个弟妹，也请他们签名，以此纪念在中国抗战战火中将他们养大的母亲。当签好名的书辗转近两个月回到蔡维忠手上时，他激动得胸口微颤。那是2017年的事了，当今中美关系陷于前所未有的低谷，此时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段尘封的往事，意义非同寻常。
《哈佛导师》是一篇缅怀故人之作，披露了作者生活中一段不平凡的往事。珀希拉•谢甫教授是一位倾注毕生精力进行病毒研究的科学家，她才华出众，35岁时即被哈佛大学聘为副教授，40岁晋升正教授。数年后，蔡维忠应聘到她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从而与她共事数载，演绎出许多难忘的故事。读到这里，读者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藤野先生》吧？两篇文章虽然在时间和地点上都相去甚远，但内容却都涉及本土医学教授与所指导的外国学生的交往。然而，细读下去，两者的侧重点却不尽相同。《藤野先生》是缅怀老师知遇之恩之作，而且，由于师生之情跨越了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之间的芥蒂和隔阂，更显得难能可贵。《哈佛导师》同样源于对老师知遇之恩的感激，但这种师生关系更像是学术上的合作伙伴。鲁迅当年大致只是个医学大专生，连伙食和住处之类的杂事，校方都要关照。蔡维忠博士毕业之后来到哈佛，已经具备了独立科研能力，导师主要在研究课题方向和课题选择上进行指导。有趣的是，谢甫教授像藤野先生一样，爱用红笔涂改学生的文字，而且连英语为母语的学生也不例外。有一次，谢甫教授指着蔡维忠一篇超出既定范围论文的开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不懂”，并要删掉一整段。蔡维忠鼓起勇气向导师解释非常规开头的原因，终于得到她的理解和肯定，论文也顺利原样发表。
《哈佛导师》塑造了一位专注科学，心无旁骛的科学家形象。谢甫教授一生未婚未育，晚年罹患帕金森氏症，最终被其过早地夺去了生命。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寻找克服病毒的方法，却对治疗自己的疾病不甚关心，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病情的恶化。她这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对青少年具有特别的教育意义。本文在《上海文学》发表后，上海教育界有关之士慧眼识珠，将其纳入2021年春季高考语文试卷。本来，谢甫教授是国际病毒领域知名的科学家，但其名声局限在专业人士的小范围之内。如今，广大的中国读者也知道了她的英名，无数中国年轻的学子因而有机会学习她全心奉献科学的无私精神。对于她身后这种广泛的社会影响，谢甫教授可能没有想到吧？我想这也是蔡维忠对导师知遇之恩最好的报答。
《无声的呼喊》写的是作者的上司伊扎克•戈德伯格博士的故事。从戈德伯格这个名字可以看出他是犹太裔，但是关于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我们已经了解不少，前有《安•佛兰克日记》，后有《辛德莱名单》，蔡维忠这次会挖掘出什么新的内容？戈德伯格的父亲阿耶是个大屠杀的幸存者，战后到德国谋生。在那里阿耶结识了戈德伯格的母亲并结婚。后来他们迁回以色列，戈德伯格就在那里出生。戈德伯格后来来到美国奋斗，做了制药公司的总裁。读到这里，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故事。然而，真正让人永生难忘的事件发生了。1995年，阿耶在以色列去世，戈德伯格回故国奔丧，母亲把阿耶留给儿子的金表交给他。金表放在原装盒子里，里面还有一张两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的合照。他母亲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但他确信父亲是故意将照片留给他，以传达某种不便说明的信息。出于对母亲的尊重，他没有追根问底，而是将此事暂束高阁。2008年母亲去世后，戈德伯格又重新查证照片主人的身份，但依旧无果。这时，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开放网上资料库，他不仅查到了父亲的资料，还找到一个与父亲同一姓氏，中间名是侯兹伯格的女性受害者，她与父亲来自同一个波兰的小镇。他想起在纽约一个表叔也姓侯兹伯格，就前去询问。表叔一看到照片顿时泪如雨下，指着其中一位说，“她就是我姐啊！”原来，这位女子不仅是阿耶的表妹，还是他的发妻，并与阿耶育有二女，但是她们母女三人都没能逃过纳粹的屠杀。阿耶生前不愿向儿子提起这段往事，却又不甘让其淹没，于是就有了这个谜一样的金表遗赠。这一无言的传承包含了一个父亲多少难言的苦衷？它不仅仅是一桩个人不愿面对的隐私，而且是一个民族不能磨灭的记忆。
《我的祖先吃什么》是蔡维忠较早的作品，我在2014年参加作协福建采风团之后就读过。当时我正对福建的饮食记忆犹新，对于这个题目兴致勃勃。我猜想，早年福建沿海生活清苦，一般人肯定吃不到佛跳墙，但是海蛎煎之类的应该不在话下吧。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祖先竟是靠了番薯才将蔡家的血脉延续至今。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番薯，我的直系祖先恐怕在哪一代就因饥荒断代了，我也就没有出生的机会了。”中国的读者有多少知道番薯原产于南美洲，我不清楚，但是住在北美的读者由于近水楼台，知道这个环节的可能要多一些。但是不管怎样，这个貌不惊人的“舶来之物”竟成了中国福建先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并且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因为番薯的引入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了。
此文篇幅较短，只有3500余字，但立意却和17000多字的《尺八之诺》一样恢宏。蔡维忠从一种作物说开去，着眼点从福建的一个角落扩展至东南亚，再从南美洲扩展至全世界。1564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菲律宾经商，发现漫山遍野都长满了番薯。番薯产量高，对土壤条件要求低，因此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不起眼的作物或许有助于缓解家乡的粮荒。于是，他冒险偷带番薯种闯关，连续航行七昼夜，将番薯带回福州。他不会想到，这个帮助乡亲糊口的朴素意愿，竟与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造福人类的丰功伟绩有同工之妙。在此后的数百年里，番薯从福建传播到全国各地，与同样来自美洲的土豆和玉米一样，成为中国人主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代的人口，从汉代到明初，最多时也不过五六千万，但自从番薯、土豆和玉米引进后，中国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至清初已逾一亿，到清末已超四亿。由此看来，这些以番薯为主的南美高产粗粮作物，对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的温饱，功不可没。
限于篇幅，我仅能摘选以上五篇来作简评。这些都是源于作者所亲历的事件或熟悉的人物，结构精妙，用意深远，堪称本书的代表作。书中其它篇目，多为游记或人物访谈，题材广博，趣味盎然，因在写作技巧上与上述大散文多有异曲同工之处，割爱不述。
通观蔡维忠的散文，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创作特点是注重历史和文化，对题材深挖细掘，厚积薄发。他往往从身边的人和事出发，由小及大，通过独特的视角进行感悟和思考，最终升华到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人类命运的前瞻，因此形成巨大的震撼力。一个竹制的尺八承载了700年历史的坚韧；六个签名绽放出人性最灿烂的光芒；一个科学家的忘我造福了所有人类；一张照片隐藏了一个民族的苦难和希望；一种普通的作物延续了一个家族乃至整个国家的血脉。因此，我选择“微澜阔海”的意象作为本文的标题，犹言蔡维忠的文风，近看如水上的波纹，细致而生动；然而，由近而远，气势渐宏，最终呈现出大海一样广阔的图景。如果我们站在这个高度，就能更好地理解他立意深远的大散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