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327期。原公众号文章由陈瑞琳编辑，怡然编发。）
一
2023年大年初一，家乡的朋友发来一幅照片，附上说明：电视连续剧《狂飙》第15集末尾出现你家铺子。我细看，不错，该剧的截图是街景，四五位工人在装模作样地干活，旁边有梯子，上方有交错的电线，七名群演在街上走动。我家铺子一眼就认得出，因为骑楼外墙正中有榜书“永益隆”。三个汉字年深日久，最近可能因为被剧组当外景，刷上白灰水，但阳刻依然凹凸分明。
出于好奇，马上进入无所不包的“油管”，电视剧《狂飙》搜到了，但因还在中国国内首映时段，能点看的只有从第1集到第10集。姑且留下悬念。看了头一集，是警匪片，中规中矩。看得下去是没问题的。
思绪回到截图。这铺子是我家的祖产，建成于1948年，拿来开文具纸料店。“永益隆”是店名，祖父母此前在三公里外的大江镇开海味店近二十年，店名为“永益源”。我从出生起，在“永益隆”生活，直到小学毕业。12岁考进县城的一中，食宿在学校，六年中学加上两年文革，足足八年。其间母亲和弟妹作为农村人口已迁回村里，祖父母和姐姐仍然在铺里住，周末我回小镇居多。1969年，我返小镇当上俗称“丈街委员”的无业游民，同年秋天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回老家。从此，只偶尔回铺子住宿。
此刻，旧金山的阳光灿烂，坐在客厅，看不够的是《狂飙》的截图。除非倒塌，永益隆的外貌不会大变，只是一年比一年颓旧。以“人”为喻，它早到风烛残年。
二
永益隆位于小镇最好的地段。东西走向的中华路和南北走向的仁爱路所组成的T字形，它稍稍偏离横线与竖线的交点，这么设计，可能是为了避免风水学上的“路冲”。从靠东边的窗子望出去，对面从前是财力雄厚的“友信金铺”。从靠西的窗，能看到仁爱路的尽头。打自踮脚看到街道的年龄起，我常常伏在这里看风景。
截图上，最抢眼的是我家铺子正面的两扇窗户，它们是“门脸”的双眼。分置“永益隆”三字左右，而高出一截。每一扇窗户都由11个方框拼成，三个横排，是固定的。能开合的两扇窗门，各有四个，从前都镶嵌玻璃。如今，玻璃脱落大半，两个缺玻璃的框子被三合板封着，其余三个如盲瞳，黑洞洞的。幸存的玻璃勉为其难地映着天光云影。窗子后面是骑楼，地面是水泥铺的，冬冷夏热。以杉木皮作间隔，它从前是父母的卧室。可以想象，到如今，夏日的暴雨下来，“开放式”骑楼内必成泽国。不过，铺内空无一物，楼板都朽坏，任谁也不敢涉足了。
窗子是老铺子的眼睛。我从幼年起借助它看尽尘寰。1953年，五岁，因举右臂弯过头顶，触摸不到左耳，被中心小学的老师认定为“太小”，家长把我送进学校严加管教的阴谋没得逞。这一年3月初，一天，我伏在窗台，为了好听的铜铃声。那是从镇公所当杂勤工的罗超伯手里发出的。窗子正对的仁爱路，尽头就是镇政府。铃声意味着个子高大的罗超伯要发布通知。果然，他沙哑的嗓音沿街撒出。说的是：斯大林同志去世，明天下午三时举办悼念活动。次日下午，罗超伯的铜铃又响了一遍。三点整，我从窗子鸟瞰，人们同一个时间从铺内踱出，成排地站在街旁，都弯腰，垂首，默哀三分钟。周遭一片死寂。还没到关心时事的年龄，不明白为何“姓斯的”厉害成这样？
1954年开始上小学，渐渐懂事了。上一年级时，从窗口向左望，一块三角形的空地，居民称为“墟地”。摆摊叫摆墟，这一处是摊贩们的天下，故名。镇里居民称呼人有特殊的方式，其中一个，是取名字中一个字加上“干哪一行”，墟地的摊档中，最大的是卖新鲜蔬菜的骆源，他的通用名讳是“瓜菜源”。论块头也是他最大，太太个子矮小，但霸气比乃夫犹有过之。叉腰骂赊账不还的，痛快淋漓。我常常被她的尖嗓子吸引到窗口。偶尔会看到一场全武行——瓜菜源和传康公的公子阿合抱在一起，从摆满蔬菜的摊子上滚到地下，两条大汉的背心都滚出缤纷的色彩。很快，被另一个小贩分开，两人骂咧咧地罢手。这一仗，比我正在看的《七侠五义》生动多了。肈因不是欠了菜钱，而是赌债。传康公是卖豆腐花的，摊子流动，有时在墟地，下雨时就搬到永益隆的骑楼下。墟地对面的铺子中，有一间店名没人注意，只知道老板叫“蒸糍六”，他是外来户，原籍恩平，浓眉大眼，卖的是糍糕。清明节近，乡民为拜山必来这里买“行山糍”。
三
成年以后才悟及，早年从窗口看到的，是小镇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段。那年代，生意人多有“茶瘾”。从窗下的中华路往北走百来步，从“国民药房”拐右，就是全镇最有名气的茶楼，叫“永兴楼”。爬在窗口，对视线造成障碍的，是横过街道，高度和所有铺子的骑楼平齐的电线网，上面挂着我们这群顽皮鬼遗下的纸鹞（风筝）。我们用旧报纸、竹片加浆糊所制的简陋玩意，只敢称为“咸鱼头”。纸鹞不是拿来放上半空的，它们是武器。两个孩子故意把手中放的纸鹞拉近，使之交缠，再各施诡计，将敌人的线绞断，或使它变为倒栽葱。眼下的纸鹞，纸早已不见，只存竹子搭的骨架，那是战后的“炮灰”，听任日晒雨淋。
每天早上七点前，街上传来洪亮的咳嗽声和谈话声，老板们向永兴楼走去。我有时接到父亲的命令：看到谁谁谁路过，就告诉他。没电话的时代这是唯一的联络方式。父亲的人脉广泛，自从镇政府为全部商贩作注册，进而成立“工商联”，父亲成为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水步镇工商联”主任，那时，1923年出生的父亲30岁出头，三天两头外出开会，胸前飘扬“燕子尾”（作为与会者标志的红绸带），兴致勃勃。茶楼，不但是他会友的场所，也是他的会议室。
从父亲口里又知道，镇上人称呼生意人的另一方式——店铺名加名中一个字。“酒厂荣”走过去了，他开的是酿制双蒸或三蒸米酒的“荣丰”酒厂。“缸瓦权”走过去了，他的店，从骑楼下到铺尾摆满陶器，盆、瓮、甑、瓦煲、盛骸骨的“金埕”，应有尽有。“壳厂权”走过去了，他的作坊，把从南部滨海渔业区运来的牡蛎壳放进炉子烧成灰，那就是肥田粉。“竞美荣”走过来了，他是老裁缝，擅长“度身定做”，店名“竞美”。毡帽祥走过来了，他在一家铺子的后部租个小房间，承接毡帽修补、清洗、变新的小生意。“百货元”走过来了，这大胖子，开的店是全镇最大的，叫捷元行。馄饨佐走过来了，他的店只有三平方米大，只卖这一种食品。刘医师走过来了，他是西医，开的诊所在仁爱路尽头，从窗子看得见门口。一些人被冠上教局外人莫名其妙的绰号。二尺四，是开杂货店的刘辉，个子矮是矮，但并非真的如此可怜，这一诨名为的是和开鞋店的高佬相对照，后者叫“四尺二”。有的人不上茶楼，但极为活跃，在路口出没频繁，首推卤味寻，他的家在临河的世本街，每天大早他挑着热气腾腾的担子出门，三角地有他的固定摊位，卖的是卤水煮的罗卜、牛膜、猪肝、猪肚，太监一般的尖嗓“好靓够味卤味来吖……”足以穿透河边所有街巷。
有些人经过，我不认识，刚好父亲在，便指着下方问。比如一个头顶葵篷行色匆匆的汉子。父亲告诉我，是“篷厂振”。我知道什么叫“篷厂”。那年代，小镇没有可容纳数百观众以上的建筑物。戏班来了，便在俗称“墟顶”的大片空地上，用木柱、衫皮、竹竿加葵叶，搭建临时剧院。有戏台，有用木板加木柱搭的排排座位，四周以葵篷围蔽。迈八字步的振叔是镇里唯一干这一行的老板。戏班一年至多来两三次，其余时间他以刷白灰水为生。“硬是厉害，县城的光声戏院请他给天花板刷灰水。戏院设八百个座位，可见天花板多大，他一个人包干。活计完成，地面没有落下一滴灰水。”父亲指着他的背影，啧啧赞道。
每一次从窗口看到伦叔从对街“华新布匹”走出，我便跑到天井，向下方大声说：“爸，他来了。”父亲正在铺子后进制“镜画”。镜画，是那年代送礼的热门，一块长方形玻璃镜子，上面画着花鸟，嵌在木框。脑筋活泛的父亲，不去专卖店进现成的货，买来成批带雕花的木框加上玻璃镜，自行加工。父亲听到，说，好。搁下锯子或以金刚石为头的“玻璃笔”，加一句：“去不去？”我当然去。蹦蹦跳跳地下楼，随着父亲走进茶楼。伦叔比父亲小两岁，他的生意远胜我家，因有祖荫。他父亲开的店有四家——布店、饼店、百货店和五金店。伦叔是长子，才二十出头就取老爸而代之，当上掌门人。他和父亲是小镇风头最健的生意人，两人惺惺相惜，成为至交。他们在茶楼聊得兴高采烈，我吃饱虾饺、春卷、叉烧包，不肯坐冷板凳，跑下楼去。楼梯上，和正托着一盘蛋挞往上走的伙计撞个满怀。蛋挞撒满一地，我龟缩一边，不敢吱声。伙计边收拾边吓唬：“认得你，找你爸赔。”这一天，我看到父亲就躲。父亲却从来不提。原来茶楼伙计并没向父亲告状。“刘主任”就是有面子。
1956年，我八岁。小镇的鼎盛时代，该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到1949年。侨汇重新接通（1930年台山侨汇为3000万美元，占全国侨汇收入三分之一，二战后更多），市面一片繁荣。我父亲这般对我说过，祖屋所在的村庄，有一群年方二十的“金山少”，父兄在美国，他们靠侨批局送来的美元，日子够滋润。到了墟期，便约齐出门，一色白西装，三接头白皮鞋，巴拿马马帽，顾盼神飞，嘻嘻哈哈，路人投以无比艳羡的眼光。职业媒婆连忙向人打听：哪一个是单身？其实他们都有家室。如果我早生七八年，伏在窗口，不难看到这气宇轩昂的一群，要么走向茶楼，要么走向闹市。午后，他们再次出现，手指一律成鈎状，吊着水草，水草下方晃荡着一块猪排骨或一尾大头鳙。本来，买来的食物有专门的容器——篾编的“趁墟篮”，但提篮子是婆娘的事，徒手方显出公子的派头——在放浪形骸与养家活口之间取得均衡。
四
在我的童年时代，镇里的私营工商业虽遭遇过三反五反、土改等运动，但大体稳定。1956年，小镇的孩子们，自从“墟顶”的戏班在篷厂振率领的团队搭建的临时剧院，上演粤剧《宝莲灯》以后，头儿阿亮遂领衔，在父亲所开诊所的后院，上演这出神话剧的简单版。阿亮扮演华山圣母，头上的绣花发箍和簪子是从母亲的梳妆台顺来的，手拿的柺杖，以安上硬纸板“龙头”的竹竿充当。后院的柴扉有人把守，入场券是一枚康熙铜钱。
大人们是不管孩子的事的，各做各的生意。数千人口的小镇有多少行业？开铺子的，有客栈、茶楼、糍糕店、饼店、牙科、中医和西医诊所、肉店、百货店、药材店、酿酒厂、肥料厂、加工牛皮的、裁缝店、糖果店、殡葬祭祀用品店，制棺材和木屐的、算命的、代客写信的。摆摊档，有卖腊肉糖糕的、卖馄饨的、卖卤味的、卖炸豆腐角的。棉布店叫“苏杭铺”。
父亲外出越来越多。过去，我家铺子出卖的“红珠簿”（描红簿）是自家印刷并装订的。那些木做的模具已蒙尘。我爬在窗口看风景，再也没有机会随时提问。有一天，我伏在楼上的五斗橱前做作业，窗口传来街上的骚动，我跑过去，攀着窗柱往下看。原来是消防演习。带头的是父亲，和五六个工商联成员从桥头推着带轮子的抽水机，外表镶铜，金光闪烁。在丁字街中心停下，一根帆布做的水管直伸到横水河里。父亲一声吆喝，抽水机两旁站着汉子，每边两个，手把横杠，一边往上推，一边往下压，水管吸了河水，鼓胀如蛇。父亲把水管的末端举向天际，水哗哗地喷射，水花落处，一道虹彩若隐若现。观众们大声叫好。从此，小镇有了自己的消防器械，不必袭用老法，让居民手拿铁桶，排成一道从水埠头通往起火地点的长队，把从河里舀来的水泼向火场。我居高，比骑在大人肩膀上的孩子看得更清楚。演习完毕，父亲兴冲冲地赶回家，换下被汗湿透的衬衫。我离开窗户，以崇拜的眼光看着33岁的爸爸。他穿上新做的中山装，到工商联设在公园深处的办公室开会去。
1957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到了，所有商户和摊贩的财产都归公家，无论是坐镇铺子的老板还是四乡游走的货郎，都变为供销社的店员。祖母眼看着铺子内的货物被搬走，一肚子气。但父亲这位主任，是不能不赶潮流的。庆祝公私合营的大游行已开始，永益隆作为标志性商户，把最大串的鞭炮（俗称“咧咧蓬”，以模拟其巨响）挂在窗外。锣鼓声越来越近，父亲的本意，是让祖父在游行队伍行近“墟地”时把鞭炮点燃。他作为领队，走在大队伍前面头，只见不远处一丈多长的鞭炮依然垂挂在窗子外，末端差点触及地面。我趴在窗口看热闹。父亲离开队伍，疾步回家探究。原来祖父在厨房里抽水烟，提不起凑热闹的兴致。父亲咚咚跑上楼，对我说，快来。让我去找火柴，他把拴鞭炮的竹竿提起，将鞭炮末端拖回骑楼里面，吩咐我划火柴，把引子点着。我太紧张，火柴老划不着。他说，你拿着，我来。把鞭炮递给我。我闭上眼，听到嚓一声，硫磺味发出。父亲马上把鞭炮放到窗外，噼噼啪啪，连带火花。我掩住耳朵。最后，雷鸣一般，“轰”，红色纸屑满天飞舞。父亲和我靠窗站着。父亲苦笑，喃喃自语：散了呀散了呀！
小镇的繁华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