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201期， 原公众号文章由秋尘编辑，胡刚刚编发。）
我在大学校园里戴着口罩，匆匆地赶赴教室，找到我固定的座位坐下来。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固定座位，以前没人敢想象。教室里已有6个学生，我们相隔很远交谈，已经习惯。我的同学来自哪儿的都有，加州，纽约、德州、弗罗里达、麻省等美国各地；也有国际学生，德国、加拿大、印度、中国、南非等等。罗斯福教授来了，他沉重的脚步声，老远就能分辨。他把一摞教案放到讲台上，开口说，“早晨好！今天的十五个口罩格外漂亮。” 十五个同学都笑起来。为了保持社交距离，每节课只有一半学生在教室，另一半上网课，这也是时代的先河。罗斯福教授开始了他深奥又风趣的高数课程。尽管黑色的大口罩遮住了他的半张脸，他蓝色的眼睛和深深的抬头纹依然表情丰富，而那一头花白的卷发被整齐地修剪过，还是透出不羁和诙谐，就像他讲课，死板的微积分在他的口中生动又调皮。这种气氛有时让我想起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光，那时我思考着完全不同的事情，恍若隔世。
记得当时临近感恩节，我特别快乐，随时都想吹口哨；更确切地说，毕业班全体同学都特别高兴，每个人都格外喜欢说话，至少比平时多说一倍，搞得课间教室里，像飞来一群发现鲜花的蜜蜂。原因很简单，追赶我们的SAT、ACT和SAT专科（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终于被我们甩在身后。虽然我们还在不停地填表格，写作文，申请学校，但是和考试的枯燥和压力不能相比。还有比考试更糟糕的事情吗？况且前方的时光充满诱惑。谁不期待跳出高中这眼小井，走向更广阔、更自由的天地；享受独立、比井口大得多的天空呢？除了对一步迈出家门的大期待，我们还有眼前的小期待。高中毕业给我们一种假象，好像达到了人生巅峰。庆祝特别夸张，什么毕业纪念册、毕业照、毕业舞会、毕业典礼，最后还有整夜的毕业狂欢来收场。这些消息的传递也特别夸张，提前半年就在我们耳边吹。人家说因为高中是人生的转折点，毕业后同学各奔东西。上大学的，奔向不同的专业；不上大学的，从此走向社会。哈哈，又是一个“过来人”的思考！不过按照这个逻辑，狂欢一次也有道理。我对这些活动，既期待，又惶恐。特别是毕业舞会，我平时从来不跳舞，一想到找舞伴，我的头就大得像个热气球。经常和我粘在一起的八大金刚，都是铁哥们，突然去约女孩子，是不是蹊跷得不着边儿。这个感恩节周末，我们去艾瑞克家玩羽毛球，我正好问问他们。虽然离舞会的时间还远，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个清楚。
俗话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高中生好像也是这样，酷爱体育的一伙，擅长跳舞的一群，我们八个都属于安静型，喜欢数学和科学课，经常在网络上组队打电子游戏或者玩魔术卡。凑在一起我们喜欢打羽毛球，游泳，但是绝不打橄榄球，也绝不跳舞。现在两只羽毛球在纽约十一月的冷风中乱飞，四个球拍都有些踉跄，惹得四位看客一边儿给我们加油，一边憋不住笑声。换防，轮到他们四个招架不住风向，前后左右地追赶调皮的羽毛球，像在草坪上跳着笨拙的舞蹈。我想起舞伴的问题，问“毕业舞会，你们去吗？” 艾伦答，“我想去，但是约谁做舞伴呢？” 斯蒂文说，“就约你妹妹吧？”大家哄堂大笑。乔治说，“你们别笑，网上说，曾经有人不好意思约女孩，真约了自己的妹妹，还有约老妈，甚至奶奶的！” 我们都笑弯了腰，有人直喊肚子疼。有趣的是平时不跳舞的八个男生，都跃跃欲试，计划去毕业舞会试试水，而且没有一个人有舞伴！我曾经矮下去的心情瞬间挺拔起来，没找到舞伴更像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你说怪不怪，只要有人和自己站成一队，无论对错好像都有些道理。
大风真是打羽毛球的劲敌。除了我们、球拍和球，还有风这个因素影响我们的计划。正好艾瑞克的妈妈喊我们进屋吃比萨饼，我们应声转入室内。艾瑞克是第五代移民，父亲的祖先来自英国和爱尔兰，母亲的祖先来自法国。群里有一个非裔马克，他爷爷奶奶从南非移民，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护士。还有印度裔詹姆斯；两个华裔，斯蒂文的父母来自香港，我的父母来自大陆；余下的三位都是欧洲后裔。乔治是意大利后裔；艾伦和我最要好，他有75% 的德国血统；盖瑞的血统比较复杂，更像是欧共体的后代。好几个妈妈戏说，我们在一起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我们却不那么认为，我们都在美国出生，都是美国人。聚在艾瑞克的房间里，我们七嘴八舌谈成火热。家长们一定以为我们在一起除了玩儿，还是玩儿，其实我们也谈有用的话题。艾伦特别高兴，他的Early Decision成功了， 并获得RPI大学的奖学金！哈，他可以轻松成羽毛球啦。斯蒂文非常紧张，他父母一定要他报考常春藤大学，他很担心自己考不上，整个下午，他都像一个沉闷的土豆。我忽然感觉很幸运，我妈只说去追你的梦，全力以赴，无论最后落到哪所学校，你都有很好的前程。詹姆斯吐槽芝加哥大学的入学作文比哈佛的还刁钻。乔治说，“私立学校太贵，我家六个孩子。我只报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大学就是我的最高理想。” 我说，“太便宜乔治了，一张申请表解决所有学校。也许我们忙半天，最后都去同一所学校呢。” 大家都附和着，我们的确都选了宾汉姆顿和另一所州立大学保底。其实进宾汉姆顿大学并不容易，它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尖子生的首选，也是申请私立大学的保底首选，竞争激烈。乔治高兴起来，主动问我们的梦想大学。我们重新畅所欲言，竟然争论起来，帮彼此出主意。我原来最倾心加州的伯克利大学， 大家说了不少康奈尔和纽约大学的好处，结果这两所学校成了我们7个孩子的共同选择。高中功课之外，考SAT、申请学校，我们的压力其实挺大的，尽管看起来好像不是那样。好多事儿，家长无法体验我们的压力，他们不会问，我们也不会说。但是朋友不同，我们是同一个战壕的，有同样的焦虑。当我发现自己并不是孤立的一个，感觉特别好。原来自己再正常不过，就像约不到舞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样。我们计划每月大聚一次，各家轮流做庄，圣诞节聚会定在斯蒂文家。我们都兴致勃勃地期待，谁也不知道聚会竟然遇到许多挫折。
圣诞节的灯火越来越亮，申请学校的截止日也越来越近。学校里的空气明显紧张起来，说笑声抵达低谷，熬夜又起早的孩子们面露倦容。斯蒂文突然宣布：取消他家的圣诞节聚会。大家喜忧参半，既遗憾失去一次欢聚的机会，又庆幸多了一天申请学校的时间。斯蒂文说他妈想把他累死，要他申请所有常春藤大学，突然多出6份申请！他的脖子涨得通红，愤愤地说。“这6所学校，我根本不感兴趣。我妈强调，如果我报的哥伦比亚和康奈尔不中，还有可能被其他学校录取。我平生第一次和她大吵一架，结果她非常伤心，竟然哭了，仿佛我上不了藤校，她就活不下去。她看我的眼神特别可怕，好像我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我怎么办？我毕竟不想伤害她。我的事自己不能做主，谁像我？！” 我忙说，“正好我还欠好几所学校的作文，以后聚更好，可以轻松地玩儿。对了，你收到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吗？”“水牛城录取，垫底的学校有了。”“那就行了呗！我也被水牛城录取了。”斯蒂文走后，艾伦不解地问，“斯蒂文的妈妈为什么一定逼他报那么多学校？申请一所学校要花许多时间，现在只剩8天，斯蒂文能完成吗？为什么一定要他上藤校呢？”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也许是文化传统，也许是为面子，我怎么知道家长们怎么想？我的确听见一些华裔孩子抱怨，说家长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好在我的父母非常信任我，我妈只问我，你觉得哪些学校适合你？为什么？有保底的吗？有梦想学校吗？截止日是哪天？来得及吗？需不需要帮忙？有时她也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提醒我时间，但是她尊重我的选择。这样我反倒更愿意考虑父母的建议。我们的第一次聚会计划，就被斯蒂文妈妈这阵莫名其妙的风吹散了。
仿佛这是昨天的事儿，现在我们却天各一方了。离别的印象是我们八个人一起跳入乔治家的游泳池，水花溅起老高，发出巨大的声响。那天是2020年8月22日。那个周末结束，我们就第一次走出家门，走向独立，走向大学校园。我们在游泳池里跳上跳下，好像只为击打出一些水花，只为宣泄一下多日的孤独，并不真想游泳。其实，只要在一起，我们已满心喜欢，随便做什么都是好的。自从新冠病毒泛滥，3月22日纽约暂停，算起来整整5个月。我们各自居家，上网课，别说聚会，就连见面都成奢侈。当然我们保持在网络上、手机上频繁联络，组队打游戏必不可少，但是毕竟不是面对面的谈笑。疫情让我们第一次品尝了思念，对朋友的思念真实得像哈德逊河水，不停地流着。那次我们很幸运，暑期纽约疫情减缓，允许10人以下聚会。乔治的家长应声邀请我们八兄弟小聚，但要求我们必须提供新冠测试结果。大学入学也这样要求，我们八个人的检测结果都呈阴性。这就叫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那天我到乔治家，刚推开后院门，就听艾伦大喊一声：杰克——。接下来的一秒，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七个孩子从泳池里跳出来，一起搂住了我。我的眼睛立刻被水蒙住，耳朵里充满 “Hey, man!”, “Miss you!”, “You made it!” “I'm so glad to see you.” 我感觉鼻子酸酸的，心里涌出一股暖流。然后，我脱掉几乎湿透的T恤衫，和他们一起跳入游泳池，留下那个巨响的记忆。我们用手掌击水，水花飞溅，袭击每一个人。没有人能提防7个人随时可能的出击，每个人的头发和脸都往下哗哗淌水。我们毫不在意，用手抹一下，继续我们的水上大战。欢笑声夹着尖叫声和水花声尽情暴露在蓝天白云之下，像夏日的阳光一样，不保留一分热量。积蓄已久的能量释放之后，我们在水中漂浮，语言又回到我们中间。斯蒂文说以前我以为考试是最糟糕的事情，疫情比考试糟糕不知道多少倍。乔治接道，可不是。我父母居家工作，三个上大学的哥哥姐姐，再加上我和妹妹，五个孩子在家上学，我们整天戴耳机躲避声音。艾伦说我大学定得早，计划好好玩玩。可是我们不敢去商店、饭店、娱乐场所，甚至不敢聚会和聊天，真是太糟糕了。马克说我妈妈在医院，看到许多病人死亡，她就抑郁了；好不容易好过来，又染上新冠。我们都急忙问她现在的情况，听到痊愈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艾瑞克说，我爸被航空公司裁员，我妈的电子公司减薪。如果我爸不快点找到新工作，我可能不得不推迟上学了。艾瑞克垂下头，我们沉默良久。我们都被疫情这个更大的风吹得东倒西歪，全世界的人都像在大风中打羽毛球，左腾右挪地躲避着病毒，还是不能掌控局面。疫情的风不仅吹走了我们每月一次的聚会计划，各家暑期的度假计划；还吹走了我们的毕业舞会、毕业典礼，整夜的毕业狂欢；也吹走了我们找舞伴的烦恼和喜悦。它撼动着我们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像一台演不完的戏，震撼我们的心，可恨的是我们都是戏中人。
抗疫，现在是各大学的头等大事儿。纽约州控制得相对严格：发现100例新冠阳性，大学必须关门。为此，教师和学生每周做一次新冠测试。艾瑞克说康奈尔少于一百。艾伦的RPI和我的纽约大学还在上课。水牛城大学超标了，不得不关门，斯蒂文和乔治都回家上网课。盖瑞和詹姆斯告诉我们，波士顿大学也是每周测试，一直上课。马克说宾州州立大学有点吓人，一天新增一百多确诊病例，但是宾州不管，继续上课，我们都替他担心。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现在的学校很满意，争着分享学校里的新鲜事儿，这是我们没想到的。口罩、手套和消毒液成了我们新的日常必需品，以前也无法想象。
还有更加无法想象的事情吗？新闻忽然大幅报道弗洛伊德事件，我们立刻互相打电话，听见彼此的痛心。接下来的游行容易理解，是争取种族平等；再接下来的抢劫，却令人吃惊。抗议是人民的权利，但是抢劫不是犯法吗？人们明知犯法，为什么还做呢？难道也是因为大家一起做，就感觉有道理吗？我们在电话里讨论，同样的一个行为“大家一起做”，用在不同的场合，可能爆发出正能量，也可能产生负能量。未来，我们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呢？我忽然感觉自己长大了。本来总统大选是我们最关注的事儿，结果它变成一团疑云，舆论一会飘向东、一会儿飘向西。民主党和共和党撕裂，让我们担忧美国的前程。最后，国会山竟然发生了暴力事件，我们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它却像是一颗重磅炸弹，惊醒了美国人民和政府。我们吃惊地睁大眼睛，看见美国还有疫情问题、种族问题、贫富问题、经济问题、民主和专制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在网上讨论，争论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分裂与团结这一点上，我们的想法出奇地一致。分裂不会让美国更好，我们需要团结，需要用磋商来解决政见分歧。我们八个年轻人，有的刚刚成为选民，有的还不到年龄。这一课对我们来说，用突然、残酷、困惑和震惊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思考，美国应该走向何方。这些都是突然吹来，不知来自何方的怪风，把我们、社会、甚至国家吹得睁不开眼睛，吹乱了所有人的计划，所有人的心。但是它们也是一种存在，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存在，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存在。也许这是好事。如果我们不知道存在这些问题，怎么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呢？我想起中文学校老师讲的故事，“塞翁失马”。
一晃第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可惜我的八位铁哥们都不在身边，我多想给他们介绍我的新朋友，本杰明。他和我同专业，来自加州，和我一样喜欢数学和电子游戏。一天，听完罗斯福老师的高数课，我走出教学楼，回头等他，本杰明快走两步追上我，我们在口罩里说说笑笑，穿过教学楼前的一块空地，走入食堂。食堂里人很少，我们自觉恢复了社交距离，分别站到地上画好的，相距6英尺的两个点上排队。可能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前面的一个女孩突然回过头。她冲我淡淡地一笑，我的心里忽然飞过一道闪电，整个心房都在震颤，仿佛开满樱花。一个浅粉色的口罩，别致淡雅，遮住了她的口鼻，但遮不住她弯弯的眉毛和毛嘟嘟的眼睛。那双眼睛流出的笑意清澈得像泉，她回过头去，我似乎依然能够看见。我忽然想，如果现在参加高中毕业舞会，我知道邀请谁了。可她是谁呢？隔着社交距离，如何接近陌生的她呢？我默默地祈祷，千万不要刮来一阵大风，把她吹出我的视线。
（2021年1月31日，2月6日改于纽约山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