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屋顶

作者 陆蔚青 06月09日2019年

 

1982年,我上大学二年级。暑假去南方旅行,目的地是上海,因为姐姐在上海。但我们并没有在上海汇合,姐姐和姐夫提前到了南京,我们将从南京一路南下,南京是我南行的第一站。那是我第一次到南方去。

我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南,天很高远,空气凉爽。出了山海关,天气便热起来,分分秒秒的不同。到了南京,热度已达到极致。姐姐姐夫在火车站等我。姐姐穿一件白色短袖的确良衬衫,格子斜裙,脸上满是笑容。我们住在表舅家里,家里有一个表哥,人很清秀,一头天然卷发,名字叫黄华,姐姐叫他“外交部长”。他在地质队工作,此时有闲,就成为我们的导游。我们行走在南京的城门之间、城墙之上。我第一次领略了南京是怎样一个大火炉。表舅母不生火,只买了烧饼和熟食,一家人喝着热茶消暑。表舅母说热天一定要喝热茶,暑气才能外走,千万不能喝凉水,会伤脾胃。

夜晚降临,南京的火车站好像一片战场,广场上横七竖八睡满了人,不仅是旅客,也有当地人,每人身下是一张席子,广场大,时有微风。黄华说:“等会儿把你们送回家,我也来这里睡,这里多风凉。”那是我第一次懂得为什么说风凉,我们北方都说凉快。有风才凉。

我睡在房间里,半夜热得醒过来,想着外面会清凉一点,就把手伸出去,手好像伸到了一个蒸锅当中,热得我又缩回来。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热的,又闷又热,人好像蒸熟的大虾,没有藏身之处。我这个北方人,第一次经受了考验,我是比南方人更不耐热的。

我在南京的街道上看到精瘦的老人摇着芭蕉扇,睡在藤椅上。他们身体很少脂肪,好像被热气抽走了一样。老茶摆在小几案上。

告别南京,我们在夜晚到达上海。我跟在姐姐姐夫身后,到了学校。进了校门,有人同姐夫说话,那人戴一副眼镜,很清秀。问及姐夫从哪里回来,就笑,说:“这么热的天,你到南京避暑去了?”

姐夫头上扎一条白毛巾,像日本北海道渔民,穿一件圆领蓝背心儿,八毛钱买的,只几天工夫,就被汗水浸得褪了色,前胸和后背都泛着白。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上楼。学生们都放假了,大楼里很空荡,他们住在七楼,顶楼。据说原来是电梯间。床是上下两层,我住上层,他们住下层。忘了屋里有什么家具,总之十分简单。

怎么能不简单?空间太窄小。那时,姐夫刚刚留校做教师。“本来是单身宿舍”,姐姐对我说,“我来了,那两个人就回家住,把房间让给我们了”。

早晨起来,姐夫去食堂打饭,姐姐去上班。我们吃完饭,太阳已经明晃晃照在窗上。姐夫说:“我们去泡冷气。”

我不懂什么叫泡冷气,进了电影院才知道,其实就是空调。不记得看的什么电影,只记得冷气的感觉很好,凉爽第一次进入我的身体,我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我的身体回到了北方。

从电影院出来,立刻回到了闷热之中,比之前更难以忍受。我们走在大街上,那里有很多摆着水的木桌,有人在叫卖酸梅汤、绿豆汤,买一杯喝,很酸,北方没有。北方食物中最酸的是醋,北方的水果都是甜的。南方有北方没有的诸多味道,比如青梅的酸,闷蒸的热,街头刨冰的清凉,还有挂在街角食杂店中那些肉红色的金华火腿,装在竹筐中的面筋,圆圆的排列着,金黄色的吊在柜台上面。

许多年后,我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看到那些吊在餐厅屋顶上的火腿,一排排密密的挂着,越大的餐厅挂的火腿越多。当地人告诉我,西班牙的火腿以黑猪的为最贵最好。在《堂吉柯德》中,“哭丧着脸的骑士”心爱的情人杜尔西内娅,就是腌制火腿的能手。

我们从电影院走出来,在街上消磨了一会,就去黄浦江畔,坐渡船到对岸去。姐姐通勤上班,她每天走得很早,因为工作单位在浦东。那时的浦东还很荒凉。医院大楼只有三层,坐落在一片低矮的房子里,显得鹤立鸡群。我和姐夫到了医院楼下,见不远处一个女人坐在台阶上,一边洗衣服,一边大声说着什么,她身边没有其他人,只是她一个人自言自语,我听不懂上海话,却能感到她的气愤。

我们上了楼,在楼道里等着姐姐下班。姐姐穿着白大褂,带着听诊器,两只手插在兜里。她穿及踝的肉色丝袜、白色皮凉鞋,头发剪成童花式,烫着卷发。她那时是一个新婚的妻子、毕业不久的医生。

来来往往的人们同她打招呼,有患者,也有医生护士。

“陆医生,下班了?”他们说着吴侬软语。

我对姐姐被这样的吴侬软语称呼,很不适应。姐姐在没读医学院之前是电台播音员,她声音清脆、节奏强,是有名的小钢炮。

姐姐笑着说,他们喜欢听我说普通话。

“你的普通话真好听”,姐姐学着护士们的吴侬软语说,“我查房时跟着的人最多”。

这时,一个苗条的白衣天使走过了,白色帽子下面是一排整齐的刘海,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女孩,毛茸茸的睫毛,眼睛明亮有神,嘴角弯弯,含着糖一样的笑。

“陆医生,下班了?”她说。

“是的。留心四号六床的患者,他白天不太好。”姐姐叮嘱说。

“好的。走好,回见。”美丽姑娘说。

姐姐换下了白大褂,变成了我熟悉的样子,不再是一个白衣天使。我们就下楼,坐船渡回江那边去。

“刚才那个就是安妮。”姐姐对姐夫说。

“今天跟我说,就要结婚了,嫁的丈夫是个街道工人,也没上过大学。”

“那为什么嫁呢?”我问。

“因为房子呀。”姐姐说,“男方家里有房子”。

“又不是嫁给房子。”我说。

“就是嫁给房子”,姐姐叹一口气说,“上海的女孩子出嫁,第一就是要有房子”。

我想起姐姐住的电梯间。她弯弯的眉毛蹙着。我转换了话题。

“刚才,我们在医院楼下看见一个女人”,我说:“她一边洗衣服一边骂人。”

“那是阿炳的婆娘。她今天又开始骂了。”姐姐说。

“这次为什么?”姐夫饶有兴趣地问。看样子这是他们的老话题。

她说:“阿炳把一件衣料拿给了他姐姐。”

“那这次她怎么骂?”

“她一边洗衣服一边骂,说阿炳是个小赤佬,什么都不会做,就会把东西送给别人,别人又不给你饭吃,又不给你暖脚,热热的天,酸梅汤也没有一口,小田螺就更不要想,你还要把一件衣料给她送去,上好的衣料,60支纱的衣料。我娘老子都舍不得穿的衣料,天杀的阿炳。”姐姐绘声绘色地学着,普通话中带着一点上海腔,她还不会说上海话,她只是把普通话用一种类似上海话的腔调说出来,她这样说时忍着笑,尽量把眼睛再睁大一点,我和姐夫忍不住笑起来,回头看,半船的人都在看我们。

姐姐就住着口。沉默一会儿,压低嗓音,叹一口气说:“今天上午就看了20多个病人,有一个病人高烧不退,查了体,做了检查,还是不能确定是什么病,等会儿回到家,我要查查书,看还有什么可能导致这种病情的原因。”

经过一番周折,我们终于回到了淮海路上,在一家小笼包店吃了饭。出了门,天气还是闷热着,好像一个蒸锅。姐姐说:“台风什么时候来,不是预告说今天来吗?”姐夫说:“也许正在路上走。”

正说着,天突然下起雨,来势凶猛,街上的人立刻疯跑起来,我们没地方跑,就站在一个窄窄的檐廊下边,看着暴雨突然袭击,狂暴得好像要摇动整个世界,豆大的雨点打在街道上,被太阳晒透的马路立刻升起一层白雾,很快就形成积水河。雨点猛力反弹,溅得老高,发出劈哩叭啦的声音。与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们,衣服都在瞬间淋湿,却没有人恼怒,个个喜气洋洋的。

“终于风凉了。”一个穿水红连衣裙的时髦女人喜笑颜开地说,一缕卷发湿透了,贴在白皙的前额上。

我们小心地绕过小水坑,择着路回家,姐姐换了件家常衣服,把一双皮凉鞋擦干,摆得整整齐齐,放在门后,我问为啥摆这么整齐,姐姐说要摆整齐的,38元(人民币,下同)钱,在出口转内销的店里买的,是我半个多月的薪水呢。

姐夫把五斗橱上的电视拎了起来,原来这电视后面有一个把手是可以拎着的,他拽着长长的电线,把电线卷成一圈,用一只手拎着跨出门,走过一米宽的楼道,就上了屋顶。

我们站在屋顶上,这个上海的屋顶,可以看到许多低矮的屋顶,也能看到远处的街道像一条条蜿蜒的小蛇,南京路上的霓虹灯,眼睛一样闪着光,让我想起那个老电影,春妮的故事,童阿南的故事。还有一些建筑物比我们的屋顶还要高。我站在屋顶上,突然感到自己好像城市荒野中的小孩,异常渺小。姐夫把电视放在屋顶上,姐姐端了一盆热水擦席子,擦完了再铺好,凉风徐徐而来。

天堂!姐夫大声叫着,张开两只手臂。那时候,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不像现在。前几年,我在西雅图看到他,他的头顶已经“地方支援中央”了。

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头发茂密,飘散如旗,挺直的身材,纵身一跃,就越过栏杆,像一匹野马一样,站在哪里都是风景。

我们躺在上海的屋顶上,好像躺在草地上一样舒服,像躺在大地上一样平坦,我们躺着望天空,天上的星星睁着眼睛,1982年,上海屋顶上的夜空是美丽的,星星若隐若现。

姐姐每天晚上都会三省吾身,她把白天的行医工作总结一番,该查的内科学都查过了,就开始计划明天的工作,家里该买什么,姐夫明天该干什么,她都会口授一遍,我在上层床上,听她像妈妈一样絮叨了一会儿,然后翻身起来,拿出一支笔一张纸,写好了,用一只图钉钉在墙上。

早晨,姐夫起床,第一件事就去看姐姐的小纸条,按照上面的指示去工作。他去的时候,我留在家里,有时洗衣服,有时写日记。更多的时候,我坐在屋顶上想心事,我想,我大概有点恐高症,因为我靠近边缘时会头晕,我就距离远一点看,但即使很远,我依然可以看到许多风景,看到楼下的行人变成很小,好像大头针一样。在学院的院子里,有人打网球,有人大声说话,有人在弹琴,有人在唱歌。放假了,还有好多学生没有回家。我们卧房的下面是一个鼓房,有时有学生会来敲打一会,鼓声汹涌澎湃,震耳欲聋。

周日,姐姐休息,她就拿一个小电炉子,在过道的地方煮大米粥,姐夫去食堂买青菜大排,三个铁的长方形饭盒装不同的菜,我们就在屋顶上吃饭,清风袭来,好像露天广场,屋顶是我们的厨房,客厅,餐桌和阳台。

当然,这个多功能的屋顶只适合早晨和夜里,太阳踪影皆无的时候。在白天,我和姐夫最多的还是在街上闲逛,在电影院泡冷气、喝酸梅汤。有时,会有朋友拜访,有一天来了一个微胖的青年,与姐夫的年龄差不多,他带来一张买电视的外汇券,凭这个可以买一台彩色电视机,姐姐谢了他。晚上,我们在黄浦江上坐夜航船,那个青年一直在谈论出国的事情,姐夫的同学里只有他们两个还在中国,大多数已经出国了,那青年说他正在学日语,最近有一个去日本的名额。

“法语不学了?”姐姐问。

“法国的那个名额被别人拿走了”。青年矜持地说。然后,他问姐夫在学什么。

“在学西班牙语”,姐夫笑着说,他的笑容让人猜不透是真的还是开玩笑。

“你准备去哪个国家?”青年认真地问。

“随便哪里。”姐夫说,“哪里能去就去哪里”。

他们就谈论谁在纽约,谁在巴黎,谁在布达佩斯。在那里上学还是打餐馆,还是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他们谈到一个叫陈勇的同学,带了50瓶清凉油到非洲去,沿途以卖油维持生活,清凉油被称为“中国神油”。

他们又说到刘洋,刚刚在密执安买了一辆手动旧车,在街上开了500米就搁浅了,修车钱比买车还贵,他只好自认倒霉。

还有林安妮,去了巴黎郊外,如今变成了一个挤奶女工,早已忘记了弹竖琴的基本原理,如今,奶牛就是她的竖琴。他们一边说一边笑,世界的版图在他们口中游来游去,好像在谈论城南和城北。

“总是能赚到一些钱的”。在一阵沉默之后,姐夫突然用上海话说,“我老婆怀孕了”。

在那年夏天,这是我唯一听懂的上海话。

我们乘着夜色回家。姐姐说我们明天去看房子,她的单位分给她一间房。我们很高兴,姐夫就在大街上唱起歌来。他把歌词变成上海话,加上他滑稽的表情,非常可笑。

小时候姆妈对阿拉讲,大海就是阿拉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大海啊大海,就是阿拉的故乡——

第二天去看房子,房子在南市区。我们沿着窄小的楼梯上去,非常窄,一人宽。

如今,我每次看见美国胖子,就会想起那个楼梯,他们肯定过不去。

每一个台阶的角,都放着一只鞋——两只鞋会让上楼的人为难。

我们排成一队,姐姐在最前面,然后是姐夫,然后是我。我们上了三楼,卧房,厨房全部加起来,一共9米,那间房里挤着一个老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有一堆什物。我们没必要进屋,一目了然。男人女人好像刚吵完架,都气鼓鼓的,女人见我们来,就堆起笑脸,脸上的肌肉却是僵硬的。男人说房子小是小一点,但我们这间比其它的还划算。我们有屋顶的,他说着,就站在过道里,用一只手撑起来一个小铁盖,顺着铁盖的缝隙,可以看到一小片屋顶,男人站在老旧的木梯上,说这个拖把是我们家的,大盆也是,可以当个储藏间。然后他很神秘地对姐姐说:“这个是秘密,楼底下的人不知道,知道了是要抢的——”

谢过他,我们下楼,我原来是队尾,一转身便是队头。二楼的门开着,一个女人拎着刀站在一张方桌旁边,正在松一块大排,她一边拍打着大排,一边大声说着上海话,一双眼睛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十分锐利。她拍打的声音和上海话合成一体,却不呢哝,而是铿锵有力的。

下了楼,姐姐问我房子怎么样,我不说话,只管长出一口气。姐夫说你还问她?你自己的眉毛就好像一只表,现在是8点20。他的两只手把眼睛和眉毛向脸的两边拉,拉成一个板滞而绝望的样子。

“我对未来没有奢望”,姐姐说,“我只要有一件像样的房子,有钱买一架钢琴”。

我们回到7楼的屋顶,坐在宽阔的屋顶上,凉风习习。在这屋顶上,我们仿佛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南市区的小阁楼,也忘记了黄浦江上的摆渡船。

姐姐放下涂了很多蓝线的《内科学》,呆呆地望向远方,我们一时无语。这个城市正在进入黄昏,黄昏如此之美。夕阳慢慢地落下,落在高楼上,也落在低矮的里弄里,落在南京路上,也落在黄浦江里。夕阳缓缓落下,光照进每一寸土地。我们就这样坐着,无语,心像夕阳一样,温暖而安详。

离开上海的屋顶,我就要回北方去。姐姐姐夫送我去火车站。

“今天阿炳的婆娘没有骂”。姐姐突然说。

“为什么没骂?”姐夫问。

姐夫的两道眉毛本来是又平又宽又短的,疑问的时候,就向两边垂下来,好像一个八字眉。我突然间好像看到他老年的样子,我想他老年的样子会是很慈祥的,眉毛会长得像老寿星那么长,身体会像南京小巷的老人一样瘦,穿一件白色圆领衫,摇一把芭蕉扇,喝着泡成褐色的一壶老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也没有任何理由把他想成这个样子。然而,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几年前,我在美国看到他,他已近老年,一点不瘦,穿烫过的新衬衫,喝新磨的咖啡。他完全长出了超出我想象的样子。他同我儿子用法语交流,他故意用蹩脚的发音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他想操着这些语言去世界任何地方。他至今还会一点德语、日语、西班牙语,他说他现在正在学习哈尔滨方言中的满语,也研究上海话与日语的关系。他在东方时学习西方的语言,现在他身在西方,他对东方的语言深感兴趣。他是个有语言才能的人,而语言是我们走向世界的桥梁。

“因为阿炳死了”。姐姐说。

“死了?”我和姐夫异口同声地叫道。

“是呀,真可怜”。姐姐说。

“为什么死了?”姐夫睁大眼睛问,他的眼睛睁成一个四方形。

“不知是什么事情想不开,从楼顶上跳下去自尽了。听人说是在外滩一个高楼,也不知怎么上去的。临死之前还去阿姐那里,把那60支纱的衣料拿回来,给他老婆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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